三泉村

关键词:

  三泉村位于新户镇政府现办公楼西南15公里处,东距马新河2公里,南邻邵太路,西邻刘0干。全村土地面积6300余亩,其中耕地面积3700亩,土质属碱性土壤。主要种植棉花、玉米、小麦等农作物。

  2015年全村65户,180人。三泉村村民来自七府八县。其中王、孟姓分别由沾化县、无棣县和利津县迁入,赵、张、左姓由河北省海星县迁入,殷姓由利津县迁入,高姓由利津县迁入,阚姓由无棣县迁入,刘姓分别由沾化、无棣县迁入,候、郁姓由郓城县迁入,段姓由滨州市迁入,胡姓由博兴县迁入。

  三泉村原来就是几个种地屋子

  三泉村原名叫杨宝顺屋子。1928年,河北省庆云县人杨宝顺迁此立村,人称杨宝顺屋子。之后不久贾成友迁往本屋子附近,名为贾成友屋子。据三泉人们回忆,1940年,两屋子连在一起,共同挖了一眼土井,井内泉源有三个,一个是甜水、一个是咸水、一个是二阴水,相互搀和后就成了将就能喝的混合水,从此这里就立村名叫三泉村,至今没有改名字。1964年三泉村隶属于徒骇河农场三分场,1966年隶属为沾化七区(太平区)刘0公社。

  立村以来的经济发展

  建村初期,三泉村周围有许多种地的屋子,流动户都是开春来,秋收完了都回老家居住,后来领家带口才安心居住下来。当时生产生活条件很差,找一块高岗挖地屋子,搭篱笆屋,垒土坯房,一家人凑活着住下。靠锨刨撅头翻地,开垦出部分荒地,种上高粱、玉米甜饱肚子。农作物种植简单单一,缺少生产工具、牲畜、水源,靠挖水坑取水。看着老天的脸色吃饭,遇到灾害年景,只能是挖野菜充饥,或去流浪乞讨。

  新中国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生产管理体制的制约,“大锅饭”的弊端,土地产出率低,村民生活非常拮据,仅仅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队里发展起了木工组,耠子、耧耙等小型农具都是自己的木工制作,社员刘长英、孟祥文、褚寿祥等都是响当当的木工好手。农户的衣橱衣柜、桌椅板凳、推车纺车、樑檩门窗也是他们来完成。当年的木工组肩负起了村户大大小小的木制品的制作重担。同时,也发展起了铁匠烘炉生产,各种农具的铁器,包括铲头、撅头、锄镰锨都有铁匠来完成。社员高玉章、赵景银、殷建敏等都有一手过硬的铁匠手艺;社员刘佃义、王俊贵、王官臣开起了豆腐坊;孟祥成、刘佃文开起机磨坊;王俊贵、王官亭搞起了编织行业;郁德和、刘景田、张荣祥是大队里的马车车把式。70年代后期,王玉玺、王俊贵牵头搞起了弹簧厂,自己制作的弹簧供应济南弹簧厂。1978年大队里买了第一部12马力拖拉机,王俊贵、刘贺年是拖拉机手。赵景银是村里的小能人,他既是铁匠能手,又擅长各种器械修理。当时的年代荒野开阔,野兔野卯到处都有,土枪土炮制作盛行,赵景银这样的手艺人有了用武之地。他设计制作的卯枪成了打猎人的抢手货。刘长英的木工手艺也算得上首屈一指名声在外。他制作的播种木耧好用舒适、深浅均匀,受到村内村外的一致好评。

  1968年,遇上了大旱,全年粮食未种未收,牲畜死亡,损失掺重。1997年,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水旱灾害,玉米、大豆、棉花几乎颗粒无收,并受到大风暴潮袭击,损失严重。

  2008年后,村里涌现出了一批致富能手,比较突出的如王建利,在沾化区的徒骇河农场、下河、利国建起了三处加油站;侯全成在新户开起了电气焊、车床加工等行业,带动了村里个体经营的快速发展。

  昔日芦苇荡如今成了现代化的养殖区

  2014年在三泉村东面,一排排整齐的猪舍已经封顶,工人正在进行内部设施建设,这是东营正邦百万头生猪项目的一个场区。而在201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芦苇荡。“到5月底,这些保育、育肥猪舍就能全部投用了!”东营正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张总介绍,这片土地有460亩,共建设28个猪舍,目前已引进1.3万头繁育猪,“等5月底猪舍全部投用后,每年可出产育肥猪10万头。”张总说,像这样的养猪场,将在新户镇建设8个。“除了养猪,我们还搞种植,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把生猪养殖的粪便生成沼气,用作烧锅炉、发电,再将沼液、沼渣用作农作物肥料,再把农作物加工成猪饲料。“我们当时选在东营新户三泉这个地方,正是考虑到这边土地资源充足、土地租金低,另外空气质量也不错。”   

  新户镇经济发展办主任杨新玉介绍,正邦养猪场项目正是对未利用地开发的一个典型。此处的正邦养猪场占地460亩,大部分都是流转的三泉村土地,村民不但可以每年领租金,还可以外出打工。“这些地之前都是盐碱地,种啥都不长,到处都是芦苇,通过土地流转,前两年村民可以拿到每亩每年350元的租金,到第三年后,租金涨到480元。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平均每月也有3000元的收入。”     除了建设养殖小区,新户还有总面积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项目,总投资4.7亿元,涉及村庄56个,全部采用“暗管排碱”技术,共分两期实施,全部竣工后可新增耕地3.86万亩。杨新玉介绍,新户镇在加快开发的同时,按照“产业化、园区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思路,引导鼓励农村土地进行合理有效地流转,对项目区可有效利用的10.5万亩土地,完成土地流转7.5万亩,还有1.3万待流转,1.7万亩村自留耕种田,共落户正邦、澳亚、裕丰等大型农业龙头企业8家。

  走街串巷的老货郎挑起商品流通的重担

  以前我国物质匮乏,加上交通不便,人们很难买到东西,货郎担给他们带来了方便。货郎挑着担子游走于城乡,走街串巷贩卖日用小百货,他们犹如一个个小小的“移动商店”,货郎担成了当时乡村商品交流的主要形式。

  货郎们每天挑着装有日用小百货的担子,手拿拨浪鼓摇得“啯碌碌”地响,游乡串村并哼着兜揽生意且押韵的小调招徕顾客。后来由于乡村集市的发展,货郎担逐渐减少而形成了小商贩赶集。赶集也叫赶市,其中有个体小商贩带着百货等小商品赶往农村乡镇的集市去销售,乡村农民将自己种植的农副产品也拿到集市去交易。

  集市交易的日子是人们在平时买卖物品中逐渐形成,它是按照农历时间确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装商品的两头担子是由一层层木格箱构成,木格箱中放着针头线脑、纽扣发卡、帽、袜子、鞋、鞋垫、毛巾手帕、木梳、铜顶针、搪瓷缸、铁皮调羹、小圆镜、胭脂粉、橡皮筋和扎头绳子等各种小商品,而稍大、稍好一点的商品,如针织品等不属于他们所经营的范围。百货小商贩的摊位就像一个小小的百货店,他们给偏僻的乡村农民带来所需的物资,深受大家欢迎。

  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国商业有集体和个体两种,国营的百货公司和集体的供销社是走集体道路。小商贩走的是个体道路,不属于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是对城市国营和集体商业的补充和发展,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因此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供货紧张,个体小商贩一般拨不到国家紧俏货物,他们只能去城镇及一些乡镇市场进入一些“土”货。

  小商贩的生意很难做,他们销售收入的好差和乡村农民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时农民生产歉收,因此小商贩的生意很差,摊位上货的品种少又卖不出去,给他们的家庭经济带来困难。如遇上农业生产年景稍好,农民庄稼有了收入,尤其是临近过年,他们的生意也相应好些。家中人口多的户靠做小生意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生活捉襟见肘。一般是家庭资本积累少“前吃后亏”,把做生意的本钱都吃光了。平时家中一大桌人没钱吃好的菜,光家中吃的米就“三天两头”买,有时还接济不上。

  那时小商贩赶集是很辛苦的,交通不便,没有公共汽车,人们也很少有自行车,他们每天不管风霜雨雪都要挑着沉重的货担,自家里步行着赶往几十里外的乡村集市,去卖货或去更远的地方进货。当时没有现在这样宽阔、平坦的公路,他们都在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路上行走,刮风、下雨、下雪天气,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货担往往会被甩出几米远,到了集市站在那摊位上,夏天酷暑难熬,冬天寒风刺骨。

  那年月农民收入少囊中羞涩,手中没有现成的钱,都要等到集市当天卖了自家的农副产品后,再来到小商贩的摊位上捎点必需的生活用品回家。因此,为了多挣点钱,货郎们每天儿女们没起床,就挑着货担出发了,晚上回家又较晚,因那时没有电灯,为省灯油儿女们往往都已睡觉,大人始终没有和孩子在一起叙话的时间,因而有的就和老婆常打趣说:“干小商贩赶集这项活起早摸黑,做父亲的连孩子长得多高了也不知道。”

  每到临近年关,天蒙蒙亮,货郎们就出发了。由于天冷,屋檐下挂满一串串长长、晶莹的霜冰叉,化过雪水的泥路冻得又硬又滑。老的挑着货担在前面走,小的几乎用小跑的速度在后面跟,路上由于路滑他们不断地摔跤。到了集市,西北风在那露天的老街上呼呼地刮,天冷极了,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由于寒冷蜷缩在一边,而老人好像没有感觉到一点冷似的,熟练地将所有的小百货有条不紊地铺陈在摊位上。这时,挑着农作物的大叔、大伯和带着孩子来赶集的大嫂、大娘们都陆续地来到了集市,他们都不断地和老货郎打招呼。老货郎对顾客非常热情,对来他摊位购物的人都做到“百问不厌”,耐心细致地解释。老货郎摊位上好多是一分钱不到的纽扣和针头线脑等小百货,大嫂、大娘们经常挑来拣去,货物被翻得零乱不堪,有时一番“挑剔”后还不一定买,但老货郎总是脸带微笑不厌其烦地任其挑选。有些老顾客没有现钱,老货郎都乐意地给予赊欠,他的摊位还成了老乡物品的临时“寄存处”。老货郎诚信经营、热情周到的服务给他的摊位带来了众多的“回头客”,大家都喜欢到他的摊位来购物。 下午天色渐渐阴暗,天气也愈来愈冷,货郎们终于盼到收摊的时候了。

  文革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个体工商户受到批判、打击。老货郎的小百货摊和其他小商贩一样受到冲击,进货的渠道被切断,摊位被取消。到了70年代初,革委会说集市是资本主义,干扰了人们“农业学大寨”,于是取消了乡村的所有集市。集市的取消不但影响了小商贩的生意和生活,而且给农村的农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致使他们种植的农产品无法到集市上交易,他们也无法从集市上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级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个体工商户这项工作,为发展商贸,放开政策积极鼓励有经营能力的人申请登记个体商贩,发放营业执照并千方百计拓宽商业经营渠道搞活市场。从此,个体工商户和其它各行各业一样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然后小商品市场也应运而生,市场内物品丰富、琳琅满目。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一座座商城崛地而起,我国市场日益繁荣,经济迅速发展。而今一生辛勤赶集的老货郎早已作古,他若是地下有知,那一定会对现今繁荣兴旺的市场感到无比欣慰。

  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

  文革时期,除了口号,各式各样的“标语”随处可见,只要“醒目”的地方都有标语。如场镇街道房屋的墙上、农家房屋侧边墙壁醒目处,以及公路、大路旁边或桥洞上方可视之处。有时还在人烟稠密和行人走动频繁的地方设立标语牌。标语字体的大小根据可视距离的远近,至于写什么标语随意性很大,看墙壁或石壁的长短,能写字数多的就写多的,否则就写字数少的。许多标语现在仍记忆犹新。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抓革命,促生产”

  “要准备打仗”

  “以粮为纲”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狠斗私字一闪念”

  “要斗私批修”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一切反动派”

  “打倒无政府主义”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当时,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学习和广泛宣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尤其是《毛主席语录》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时除了有专门印刷的各类精装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全文版,还在各类报刊杂志上、书籍的扉页上以及学生课本中随时登载《毛主席语录》,学校的教室里也挂满《毛主席语录》。因为“语录”短小精练,当时的学生毕业证书和结婚证书等证件上也有一、二条《毛主席语录》……在各类会议与活动中首先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还要求村民和学生都能背诵几条“语录”。

  第一次对“语录”有深刻印象,是在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那是一天早晨,因为头一天一道算术题没弄懂,早早地来到学校去问老师,去老师寝室和办公室没人,无意间走近教师食堂,刚好看见老师站起来(饭菜摆在桌上)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语录”背诵完了,才坐下来吃饭。

  当时觉得很好笑,吃饭还要背语录?我们自己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时从来没这样背过。后来才知道,凡是在公众场合都要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大队或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主持人站起来先背一至二句毛主席语录再作主题讲话,发言的人要先背一段语录再发言。学校开大会时,每一个讲话或发言的人要在讲话或发言稿前面写上几条语录来作开场白,批斗会更不能例外。

  文艺演出时,将“语录”写成“标语”的形式挂在戏台的两边或上方,还有很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编排成文艺节目在文艺汇演中演出。有的歌曲现在还能清晰地唱出来,比如“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哎……好象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呀,毛主席的语录滋润着我呀,干起了革命劲头儿足”; “毛主席的著作象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

  集市上买卖东西讨价还价时,有时也要把毛主席“语录”加在前面。如买卖粮食的时候,卖方出价:“下定决心,一毛钱一斤”,买方还价:“不怕牺牲,只给8分”……。

  那时的农村人,大多没什么文化,在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语录时也闹过一些笑话。集体开会的时候,有时要抽背毛主席语录。有的时候把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成了一种惩罚,如开会迟到或者生产队长看到某人不顺眼的时候,就会让这人站起来背诵“语录”。很多时候,乡民们记不全语录,心情又紧张,常常把语录的意思弄反。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念成“一切反动的……都是……老虎”。又如“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念成“反动派……不打……就倒了”……。

  与“标语口号”和“语录”同等重要的还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像章。那时除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以外,几乎家家户户都挂有毛主席像。主席像一般都挂在房屋内正墙上(进门的对面)醒目的地方或大门上方,学校的办公室和教室四周墙上基本上都有主席像,农家一般把主席像挂在正堂屋的墙上。遇上重大的活动或节日,所有到场的人要对着主席像鞠躬。在当时拥有主席像的人家是一种荣誉,大多细心的保存,如果某人不小心把主席像弄坏了或弄脏了,那可就闯了大祸,很容易被拉出来“批斗”一番……。

  当时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毛主席的像挂在墙中央,每天上学校瞧他望一望,毛主席呀多慈祥,他在悄悄地对我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般在那偏远的乡村,有毛主席像章的人家不多,除了干部家庭以外,农家的主席像章一般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带回来的。小学生时常把主席像章撇在胸前感觉很神气……。

  靠科技致富的孟令礼

  三泉村青年农民孟令礼,自2008年以来,先后6次自费到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滨州畜牧局、东营畜牧局学习畜禽科学养殖技术。投资30万元建起了占地20亩的养殖示范基地,实施网上养鸡获得了成功。

  孟令礼有一股不服输的犟劲,经过几年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摸爬滚打、实践探索,以管理水平高、经济效益好和优良信誉度取得了外来客户和周围群众的信任,年出栏肉食鸡12万只,获纯利28万元。在他的带动下,三泉村、韩家村、龙王村、丁家村等20多个村、210个养殖大户都加入了禽类养殖协会,协会担当起了这些养殖户的鸡苗、饲料、兽药的采购、鸡病防治、技术管理、市场信息和成鸡销售等一系列服务。他们当年建小区、当年见到效益,年创产值达到了200万元,使这些养殖户真正脱了贫、致了富。

              

  人物简介

  赵玉洪  1952年7月出生,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7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历任福州军区守备十三团连长,南京军区守备52团主任、河口区太平乡人武部部长、太平乡党委委员、太平乡副乡长、河口区义和镇人大主席、河口区人大常委会法制科科长职务。

  村里历任带头人

  1938年9月,刘风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本村最早的党员。1951年9月建立党支部,共有党员4人,王秀云担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沾化县第七区(太平)委员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王秀云、王官兰、赵玉春、王金山。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

  村公所村长李文彬、张曲众、张华荣、杜凤会;农业社社长郁德和;生产大队长王官兰;革委会主任王官兰、高玉章;管委会主任高玉章;村委会主任高玉章、王金山。

  和谐风拂满眼春——太平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纪实

  河口区太平乡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目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狠抓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冬枣、畜牧、棉花等主导产业;全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做大做强民营经济“蛋糕”,积极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了全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今年1至9月份,全乡实现gdp8969万元,出口创汇326万美元,固定资产投资13548万元,预计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600元。

  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    该乡立足当地实际,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在市政府帮扶下,全乡小康饮水工程全面完成,共铺设管线34公里,完成土方10.5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330万元,在全市率先实现了村村通自来水目标。实施“上农下渔”项目5300亩,荒碱地开发3000亩。投资400万元,完成了全长16公里的双泉至西华公路改造;投资320万元,建成11条全长20公里的村内公路。新建沼气池520个,1000个农户用上了沼气。市直机关驻太平下派帮扶工作扎实有效。已为所帮扶村上项目、办实事39件,累计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修柏油路6686米;建设特种养殖小区1处;开发荒碱地1000亩。

  农业结构调优调活    该乡突出抓好畜牧、冬枣、棉花三大产业的发展,在稳定肉羊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发展貂、狐、貉等特色养殖和猪、鸡、鸭等畜禽养殖,新上貂、狐、貉养殖户35个,全乡存栏达到5.1万只;新上肉鸡、肉鸭养殖小区6个,养殖户达到165个,存栏30万只,出栏120万只。认真实施“千村绿化”工程,植树3.4万株。成立了冬枣生产协会,完善科技服务网络。新植冬枣2000亩,建设4000亩标准化冬枣园,预计年产冬枣1000吨。棉花种植2万亩,预计籽棉总产300万公斤。

  民营“蛋糕”做大做强    该乡积极优化发展环境,狠抓招商引资工作,催发民营企业自身观念创新,构筑强大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1至3季度引进在建、投产的河口区双丰建材有限公司、东营海业工贸有限公司等项目5个,总投资22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1452万元。其中,河口区太平乡假发制造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安排农闲妇女劳力70余人,产品全部出口韩国。东森林业有限公司转基因耐盐碱速生杨项目进展顺利,该公司计划两年内完成投资1000万美元。截至目前,东营振宇公司已完成沙蚕、文蛤等出口创汇326万美元。

  社会事业利民惠民    该乡进一步优化小学布局调整,撤并东兴联小。对贫困学生实施义务教育救助,全乡已救助各类贫困生184人,发放救助金34560元。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目前,全乡入保人数达10705人,上半年发放住院补偿107424元,门诊报销额658171.73元。为29户(45人)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52200元;为269户(410人)农村低保户发放保障金109253.5元。完善农村五保老人集中供养体系,投资28000元,修建了浴池、餐厅等,扩大了五保供养规模。

(责任编辑:侯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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