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星村位于新户镇政府现办公楼西南17.5公里处，东临艾和村，北临刘太路，南与中义村相望，西与沾化县以及刘0村接壤。

　　双星是旧称，现实为两个行政村：星南、星北。其实，这两个行政村就是一个自然村，仅有一沟相隔，这条不大的沟渠还是后来开挖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星南星北属于一个整体，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分家了，就像兄弟大了分家一样，虽然另立了锅灶，但在村民们的眼里，仍然有着一种同属一家人的感觉和认同。星南星北就像紧挨着的两颗璀璨的明星，镶嵌在新户镇西南一隅碧草蓝水之间。

　　说起双星村的历史，两个村的老人们有的虽然记忆模糊，但经过众人的抽丝剥茧，也能大体弄清楚村庄最初的形成演变脉络。双星村历史悠久，这里最早有人烟居住是1927年。1927年滨州蒲台县人一个叫田福平的第一个来到这儿。田福平本是一个玩船的，以打鱼运输为生，利津县宫家黄河开口以后，他便顺流而下，沿黄河来到这儿。那时的黄河经义和、太平滔滔北去，有一年，河水泛滥，漫过河堤冲西而来，双星一带平地被淤了一层厚厚的淤泥。黄水退后，这里成了新淤地上最肥沃的地块。田福平经不住土地的诱惑，当时玩船也不能养家糊口，遂在这里掘地为屋、栖身耕种，留了下来。他定居的屋子就在现在星北村位置，人称“蒲台屋子”。

　　也是那段时间，滨州滨县刘家口人一个大地主，用马拉犁在此圈占了一大片土地，大约600余亩，习惯上称为“六顷荒”。现在的刘0村部分土地也在这个大圈之内。

　　随着天南地北来此开荒种地人的增多，这里逐渐形成了几个小的村庄，田福平立身的蒲台屋子已不再孤零独处，房前屋后也有了人家落居；往南近在咫尺，也陆续有草屋搭起，人们用“六顷荒”名字命名；蒲台屋子以西约2里地远的地方，也形成了一个叫“姜家屋子”的小村，规模最大时约有20多户。当时，三个自然小村鼎足而立，炊烟相望、鸡犬相闻，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

　　1935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此屯垦安置移民，打破了这里的平静。原本滨州滨县刘家口人大地主以马拉犁圈占的土地大部为官府收回，放给了在此安置的功劳兵；最先来到此处创建蒲台屋子的田福平也为功劳兵做起了放地收租的行当。尽管功劳兵没有在这三个小村居住（驻扎在离此近在咫尺的刘0村），但所耕种土地，和三个村的村民所开荒耕种的土地，犬牙交错，交叉在了一起，成了插花地。好在，原来的村名，没有因为功劳兵的到来而改变，仍然以六顷荒、蒲台屋子、姜家屋子叫着。

　　后来村庄演变，姜家屋子被分化（1958年），分散到了艾河、蒲台屋子、何家圈等村庄。蒲台屋子改成了星义，六顷荒叫开了星太。一直到1960（太平乡志记载1957年）年左右，星义星太合并成一个行政大队，取名叫了双星。实际上这时的两个自然村因为村庄的各自膨胀已经衔接成了一个自然大村，合二为一顺乎自然。

　　1963年之前，双星大队属于沾化县徒骇河农场二分场管辖，1964年划归太平七区隶属刘0公社。1984年隶属中共东营市河口区太平乡委员会。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双星村又于1993年一分为二，开始了南北分治，南边的为星南村，北边的为星北村。自此，星南星北两个行政村正式确立。

　　历史上星南星北土地、政权虽有分有合，但村里的教育始终走着联办的路子。1952年，由六顷荒、浦台屋子、姜家屋子三个村集资合建第一处学校，有土房四间，一个教学班，四个年级。1974年双星大队选址新建土房五间，两个教学班，五个年级。1987年双星村委会投资建新学校一处，砖瓦房六间，大门院墙齐全，儿童入学率100%。

　　1981年，双星村在全公社率先按上电，村民用上电灯，用上电磨，结束了“点灯用煤油，吃面转石头”的历史。1992年，由政府投资，村里铺了柏油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星南村

　　星南村前身就是过去的六顷荒。地处星北村南端。全村土地面积3700余亩，其中耕地面积2100亩，土质属沙碱性土壤。主要种植棉花、玉米、小麦等农作物。2015年全村66户，184人。主要有王、李、张、杨、孙等姓氏。其中，杨姓、由沾化县迁入，孙姓分别由东平县和无棣县迁入，王姓分别由沾化县、高青县和肥城县迁入，李姓分别由齐河县、沾化县、郓城县迁入，张姓分别由沾化县和滨州市迁入。

　　星南村属黄河冲积平原的近海村落，土地盐碱，原来可耕地不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当地有名的四大荒之一（四荒村有浦台屋子、六顷荒、仓州屋子、三泉庄），社员年年吃供应粮。文化大革命期间，响应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在1975年冬，太平公社吹响了农田水利工程大会战的号角，全公社所有男女劳力，脱产干部齐上阵，大战“双星万亩方”，星南村是“双星万亩方”的主战区，整个工地上热火朝天，红旗招展，当时的口号是“天大旱、人大干、敢于老天来宣战”“太平大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通过一冬的大干、苦干，星南村的土地发生质的变化，实现条田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星南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全村土地承包到户，村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到2014年村民收入人均9600多元。

　　春节贴“福”联的讲究

　　“福”字含义很广，指福运、福气、福星、福份、福祉等等，新年贴福字有对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福”，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吉祥字。古人对“福”字字形，有着种种吉祥的解释：有的说，“福”是会意字，甲骨文的“福”字是双手捧酒的样子，酒是粮之余，在奴隶社会是贵重饮料，有酒即有福；有的说，“福”的右边是“一口田”，一个人有田有地，吃穿不愁，岂不是有福?还有人解释为“人皆有其田”，福荫广大 。

　　古人不止从字形上赋予“福”字一些美好的向往，从内容上也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民间传说“福”有“五福”。什么是 “五福”呢?据说，国人过年写“福”、贴“福”、说“福”的传统习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很显然，一个人长寿，多财，健康平安，崇尚美德，其命善终，那就是他的福分，这更多指的是“福气”、“福运”。民间也有把“五福”释作：福、禄、寿、喜、财的。所谓“人臻五福，花满三春”，那是人们最崇高的向往，也是福的最高境界。

　　这么好的字眼，过年了，星南村人家自然不能不重视不讲究。每逢年节，尤其农村，“福”字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迎门墙壁、大门、影壁、堂屋门、房内门、炕头、车辆、水龙头……无处不“福”。仿佛不贴上张福字，福气真的不会光临这户人家。近几年，人们也学乖了，图省事了，再很少有人亲手研墨捉笔书写对联，店里或街市上买来印刷品一贴了事。有的人家的大门上、门扇上也不再出现五字、七字、九字等粗体大字的对联了，一张“福”字取代了。单门单“福”，双门双“福”，大门大“福”，小门小“福”。生活节奏快了，质量高了，人们不在乎那些通过严格的对仗形式才能从字里行间透示出来的大恩小惠，一“福”蔽户，升官发财，平安如意，一切都有了。

　　他们在沿袭了古人做法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着自己的做法，由“福”字的字形、谐音发扬光大出去，久而久之形成了村民们自己独特的讲究：

　　有的人家喜欢倒着贴“福”字，不管是大门还是堂屋， “倒”者，到也，意即福到的意思。还有那些有点书香味道的门户，不但倒贴福，还故意饱蘸浓墨，弄出一道流痕，下边书一小联：福到了，福留了！你看，创意多么新颖。

　　还有的人家，在使用的木箱上镶嵌一幅铜皮制作的蝙蝠，老人们说，蝙蝠的“蝠”代表了福气的“福”。利用谐音讨一个“口彩”，这庄户人家肚子里装着的文墨也不算低级。

　　和村里的老人们谈起来，过去贴福字，那讲究的细节多了。细节一，迎门墙壁上的“福”字要贴低。“低”“第”“邸”谐音。“第”“邸”都是宅所。意即“福第”“福邸”。大门楼的“福”字要高挂，抬头望“福”，“福”星高照。高低是相对的，低者，平视线以下；高者，门扇上方。高低之间，错落有致，仰俯之中，自然联想到这户人家是豪门望族，书香门第，德高望重，不可低估。

　　细节二，推开大门，影壁墙上的“福”字映入眼帘，这个“福”字应和大门福字处在一个高度，福星高“罩”，整个院子都处在一种“福气”的荫护之下。

　　细节三：绕过影壁墙，院中一切尽收眼底。正房门如果要贴“福”字，就要贴在门户的正中间部分，独扇单福，双扇双福，一“福”当关，双“福”临门，怎么想都是好兆头。更重要的是，福贴正中，意在“福在其中”，乐在其里。推门进屋，屋内的小房门，“福”字的张贴方式亦是如此。偏房就不是这样了，取小于正房“福”字的大小，双扇门的一门一“福”，独门单扇的贴于门两边墙壁的正中，“福在两边”。

　　细节四：炕头（床头）贴福要低。农村炕头睡者多为老人，“低”“地”谐音，身卧“福地”，取个吉利。再者，老人整日侧身看福，身心沉浸在一种幸福的感觉当中，不健康长寿才怪呢？！

　　细节五：车辆贴福，宜贴车头。车前有“福”，福占先机，平安万里。

　　……

　　老人们说，世间万物，做什么都有其章法。“福”联张贴的讲究不在迷信，而在一个顺心顺眼，一个心理平衡。

　　穷生虱子富长庎

　　过去有一句谚语：穷生虱子富长庎。意思是说：穷了身上容易寄生虱子，富有了身上容易长疥疮。谚语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回忆过去的日子，这话也是一种真实的写照。

　　富长庎疮从贫困日子里过来的老百姓没有亲身体验过，不知说法对错，可是穷生虱子却是千真万确，村里的老人们记忆犹新。

　　虱子，现在已经绝迹了，生活中再很难找到那种白的黑的寄生在人畜身上的小动物，可是在不远的过去，生活困难时期，这种小动物却与生俱来，头上、身上，穿的衣服里、盖的被窝里、戴的帽子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一边徐徐蠕动，一边吸食人的血液，让人气之恨之，使出种种手段，捉之、烫之、挤之、咬之……无所不用其极，但任何办法都不能将它彻底清除。

　　虱子是哺乳动物体外寄生昆虫，小如米粒，身子扁平，无眼无翅。它能双足抱住毛发，用刺吸式口器伸进皮肤，吸食血流，还会传染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等疾病。这个小东西好像与生俱来，亿万斯年与人类有着不解之缘。《晋书·阮籍传》中有一段关于虱子的描写：“独不见群虱之处裤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裤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这段文字把虱子的生活状态形容得惟妙惟肖。

　　其实阮籍的这段描写也有点偏颇，虱子并非完全生存在袄裤破絮之中，譬如毛发之中照样藏匿虱子，并且虱子的活动能量远比袄裤之中的要大，顺发丝爬上爬下，动作迅疾无常。不过，头发中的虱子颜色发黑，而衣服之中的颜色发白，大概这与受阳光照射有关。

　　20世纪生活困难时期，虱子没有因为人类的贫穷而出现生存危机，反而因穷常盛不衰。农村和城市的贫民几乎人人有虱子，特别到冬天，屋里暖和一些，闲下来的人立刻就感到虱子蠕动，刺痒难忍。脱下棉袄，就会发现衣缝上一溜虱子，密如针脚，饿虱子发白，吃饱的虱子发紫。碰上好天气，常见蓬头垢面的乞丐，或者墙根晒太阳的老农，有的蹭痒痒，有的捉虱子，还有一边捉一边放在嘴里嚼的，嘎吱嘎吱，那声音既响又脆。

　　有一种虱子专门躲进头发里，生儿育女。虱的卵叫虮子，小如白色粉末，沾在头发上，几天后就蜉化为虱。女人们梳头，除了木梳，还有一种篦子，竹篾做的，齿密得几乎不见缝隙，是专门用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虮子的。

　　那个年代，村里关于虱子的故事很多，说有一人家，发现孩子聋了，当面讲话听不见，以为得了耳疾，抱到乡医院看医生。医生用电筒一照，发现被“耳碎”堵死了，用耳勺一掏，天呀，原来是虱子作祟，一个耳朵眼里掏出来上百个虱子。还有一个，春天给生产队播种，扶耧手到仓房背种子，发现了存放的六六六粉，他正为治不净裤筒里的虱子而苦恼，赶紧抓了一把，脱下裤子抹在了身上。这下了不得了，活干不下去了，身上疼痛难耐，脱去衣服一看，浑身都肿了起来，还奇痒难忍，用手抓挠，皮都抓破了，越发的疼痛。本来他是想杀死虱子的，谁会想到这些六六六都是些可湿性的，身上一出汗，就粘在了皮肤上，然后往肉里杀，越挠越杀的厉害。没治住虱子，倒把自己给治苦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是生活在老少边穷地方的人生的虱子越多。被窝里、棉袄里的虱子个大，一粒粒像黑白芝麻，钻进棉絮、毛衣里捉不净。开水烫、下锅煮，都解决不了问题，虱子死了虮子却不怕烫，仍然顽强地活着，没用几天虮子变虱子，又是一茬。当时有句歇后语，为个虱子烧掉棉袄——不值得，可想想那些可气可恨的虱子，真想烧掉棉袄。

　　生虱子和长疮，都是因为不讲卫生。那时富人卫生知识少，穷人讲不起卫生。多数人整年不洗澡，没条件穿内衣内裤，直接穿棉衣棉裤，提供了虱子的“吉宅”，任其滋生繁衍。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卫生条件大大改善，衣被常洗常换，连一般农村也兴建了浴池，皮肤病少见了，虱子几乎绝迹了。有一次说起过去生虱子，大人们听着恶心，孩子们却兴奋起来，说：“还说过去穷，都养起狮子，那得顿顿吃肉哇。”说得大人们也笑了：“可呗，天天吃肉，虱子吃人的肉哩！”

　　蛤蜊（geli）台子

　　蛤蜊台子是个地名，在星南村南500米处。台子很大，方圆约有2亩多地，沙土，明显高出地面很多，和周围一马平川的土地相比，很有点怪异的感觉。村里人弄不明白，平地起山岭，这儿怎么会堆起这么高大的一座土台子？海水是漫滩的，河水是成流的，怎么说也不会让土竖起来？

　　想不明白就由着它了。多少年来，任它高高的立在那儿，草生草灭，鸟飞鸟落。村里的孩子们到那儿藏猫猫，村妇们站在台顶上喊贪活的男人回家吃饭，天气暖和，也有老人站在上边望着自己干了一辈子活的土地，眯起眼睛陷入沉沉回忆。后来，集体的时候，那里成了青年男女喜欢去的地方，社员们劳动间隙也经常到那地方登高望远、下四顶、走五棋……蛤蜊台成了村人们一个欢乐的去处，一个和村子齐名的地标名称。至于它怎么形成的再无人考究了，仿佛那是老天赐予给星南村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礼物，村人们尽情享受好了！

　　再后来，人们打起了蛤蜊台的注意，平土造田、取土盖房，逐渐蛤蜊台变小了，变没了，成了如同周围一样平展的土地。在取土造田的过程中，人们才发现蛤蜊台底下埋着成堆的蛤蜊皮，有烟灰、有人居住的痕迹，有懂考古的人说，这里曾经是个海码头，不知何年何月，曾停泊过船只，居住过人群。到这时星南人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座年代久远的土台子还有这么多来历？村里人有的后悔了，这么说来，蛤蜊台应该属于文物，虽然历史并不深厚，可能考察出新淤地历史的的演化与变迁。

　　蛤蜊台没了，只留下了一个地名，但，在星南村人的心里，蛤蜊台永远有它的位置。

　　    人物简介

　　张太顺  1925年6月出生，1950年3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先后任刘0乡文书、沾化县春永乡文书、利津大孟乡公社社长、沾化县齐0乡党委副主任，1980年8月退休。

　　张保国  1960年6月出生，1985年11月入伍，先后任部队驾驶员，连文书、连长、第二炮兵司令部后勤管理处处长，现任火箭军司令部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副师级。

　　村里历任带头人

　　1942年王春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村的第一名党员。1944年5月成立党小组，组长路之祥，成员3人，1948年7月党员发展到8人，成立党支部，王兰阶为支部书记，隶属于沾化县太平区党委。历任党支部书记分别是：王兰阶、陈春学、申请新、王德良、

　　尚树恩、张化平、刘明新、郑其芳、王芳、张化平。

　　历任村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

　　生产大队长路林常；革委会主任刘  金、路林常；生产大队长路林常；管委会主任路林常；村委会主任路林常、王吉龙、张桂生、张化平、郑其芳、刘明新。

　　星北村

　　星北村的前身就是蒲台屋子，地处星南村北端。全村土地面积1300余亩，其中耕地面积830亩，土质属沙碱性土壤。主要种植棉花、玉米、小麦等农作物。2015年全村53户，158人。主要有路、吴、董、王、李、张、杨、孙等姓氏。其中，路姓、杨姓、由沾化县迁入，孙姓、吴姓分别由东平县和无棣县迁入，董姓由乐陵县迁入，王姓分别由沾化县、高青县和肥城县迁入，李姓分别由齐河县、沾化县、郓城县迁入，张姓分别由沾化县和滨州市迁入。

　　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星北村建村初期生产条件极差，农作物种植单一，主要作物为高梁、大豆。缺少生产工具、牲畜、水源，靠挖水坑取水，没房子、住地屋子、篱笆屋。靠天吃饭，人种天收，生产力低下，一遇灾害，只能靠挖野菜充饥，或去流浪乞讨。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成立互住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生产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生产管理体制的制约，“大锅饭”的弊端，土地产出率低，村民生活非常拮据，仅仅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星北村全面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种田的积极性，村民自动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接受新的种植模式，在水利设施上，国家在1971年投资建成刘0干渠，并在1975年与中义、东兴、星北共同投资建成万亩方，在1992年建成对原理水利工程进行清淤，星北村的土地浇上了黄河水，粮食产量猛增，村民的生活一年年富裕起来，家家盖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户户购置了新家具，新型生产机械。2013年启用未利用地开发，小方合大方，生产路、渠道全部硬化，下淋碱管，当年完工后全部流转给澳亚牧场，人均1亩口粮田，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

　　一种暖脚的草鞋“蒲窝”

　　据星北村的老人们回忆，在过去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老百姓缺衣少穿，但说脚上穿的鞋就做不起、买不起，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谁有一双棉鞋，那是最最奢侈的了，更别说毡窝什么的。那怎么办呢？冬天也得劳动、也得出门，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鸡不尿尿有便出，老百姓就发明了一种叫做“蒲窝”草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蒲窝相当流行，男女老少人人都穿,不穿反倒不正常，除非你不怕冷。

　　蒲窝，顾名思义也就是用蒲草编成的蒲草鞋。黄河入海口地方的人管蒲草叫“蒲子”。蒲子是新淤地上的特产，沟渠里、河岸边，凡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像芦苇一样到处都有，叶子青绿细长，宽大厚实，茎秆比芦苇粗大，亭亭玉立，既韧又绵，茎叶是编制蒲窝的好材料。蒲草够高后，顶部长出蒲棰。蒲草成熟后晾干，就可以备用了。

　　编制蒲窝是一种手艺活，编法跟编筐编篓类似。以此为业的，多挖一个阔大的地窨子，把晾干的蒲草茎叶用水浸泡后，在此工作，蒲草没有阳光和空气的暴晒和风干，湿度保持时间长久。编蒲窝需要鞋楦子，一般是木头的，也有人用泥来做，按人脚的大小做成泥楦，然后用火烧烧就可。有那编制手艺高的，还能编出很多种花样，厚的薄的、尖的圆的，甚至鞋条、鞋花也能编上。真是式样繁多，花样翻新，适合各种人选择。甚至连那种长着三寸金莲或者是小放脚的老太太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蒲窝。因为鞋口没有弹性，所以鞋口多采用椭圆形，刚好在脚面上，没有鞋腰，便于穿脱。

　　因为新淤地上到处都生长蒲草，所以编制蒲窝、以此为业的不少，每到冬天来临，集市上就有了蒲窝的身影，什么式样的都有。即便不会编制的人家，花有限的钱也能穿上舒适便宜的蒲窝。

　　蒲窝

　　一般刚做出来或刚买回来的蒲窝不能直接穿在脚上，还需进行二次加工，蒲草再耐磨再结实也是草做成的，一般家里的女人用穿过但尚没磨坏的旧鞋底或动物皮，缝制在鞋底上，用袜子头或布片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贴好缝好再穿。穿蒲窝稍大一点为好，里面填上破套子、碎麦秸、禽类毛等，既轻便又暖和。经过加工后的蒲窝有的可以连穿几冬也不会坏。

　　虽然穿蒲窝走路十分轻便，可它走起路来依旧不利索，“踢里趿拉”的。“没关系，”老人们说，“过去农民冬闲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忙，整天猫在家里玩，正适合穿这种草鞋。”

　　现在没有穿蒲窝的了，也没有蒲窝市场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好转，开始改穿各种各样的棉鞋。蒲窝作为一种老穿戴，在“破五”习俗在星北

　　因为星北和星南原本属于一个村庄，所以在民风民俗方面大同小异，基本一样。在早，村民们不仅重视年节期间的贴福联，而且春节后期的“破五节”也同样重视。

　　农历正月初五，称为“破五节”，过这个节气是送年的意思，过了这一天，一切就慢慢恢复到大年三十以前的常态了。“破五”是春节后的一个重要节日。

　　说起这个节日的来历，村里的老人们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似乎都有道理。归纳起来大体有这么几种说法：

　　有说这个节日来源于一个传说，传说姜太公封老婆为穷神，并令她“见破即归”,人们为了避穷神，于是把这天称为“破五”。

　　还有一个略为不同的传说是，大年三十人们请神时，把脏神 ——姜太公的老婆给忘了，于是她气不过，便找弥勒佛闹事。弥勒佛满脸堆笑，就是不答腔。这脏神气得捶胸顿足，七窍生烟。眼看事情要闹大了，弥勒佛才开口说：“这样吧！今天是初五，让人们再为你放几个炮，包一次饺子，破费一次吧！”

　　还有说初五叫“圆年节”，年过完了，这一天要做一个总结，划个句号。

　　也有老人持不同意见，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所以人们要在这一天大摆宴席，燃放鞭炮，搞多种多样的庆祝活动，寓意就是迎接财神的到来。

　　也有说破五节叫“忌针节”的。旧时，汉族民间过春节有很多迷信禁忌，如不得用生米作饭，妇女不能用针缝纫等诸多禁忌，在过了初五之后即告解除，故而称此日为“忌针节”。

　　还有一种说法，管破五节叫“破忌节”。一般说来，从除夕至初五期间，有许多节规和禁忌，如不能做新饭、不能出远门、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能扫地洒水、商店不能开门等。但到了初五，所有的禁忌都打破了，商店酒楼五行八作从这天开始可以正式开张营业。

　　为什么村里的老人对一个节日有着这么多的不同和认知，原因在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老辈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不过，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虽然节日还在，但过法基本一样了，一顿饺子、一顿盛宴就打发了。生活好了，天天都是节日，怎么过都醉人。

　　老一辈人的心中，变成了一种永远的最温暖的记忆。

　　人物名录

　　付万勇  1946年5月参加沾化县支前担架队，1947年牺牲。

　　村里历任带头人

　　1942年本村农民王春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44年5月成立党小组，组长路之祥，成员3名，1948年7月党员发展到8人，成立党支部，王兰阶为支部书记，隶属于沾化县太平区党委。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王兰阶、陈春学、申清新、王德良、尚树恩、张化平、

　　张宝泉、路林廷、杨奎忠、李文学、路林廷。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生产大队长  路林常；革委会主任刘金、路林常；生产大队长路林常；管委会主任路林常；村委会主任路林常、王吉龙、董国民、吴长法、李如林、路林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