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村现位于太平乡政府驻地西南5.7公里处，现有村民64户，248人，耕地970亩。

　　主要姓氏

　　其中，田姓来自于垦利县董集邱家，路姓来自于沾化永丰小王庄，王姓分别来自于沾化下洼张王村、沾化永丰大王、阳信县劳店泊王村，吉姓来自于益都县王坟公社张家峪，郭、刘、贾、李姓来自于沾化县，张姓分别来自于滨州张集公社张集村、沾化县沙张大队、博兴县乔庄公社打渔张、无棣县余家公社邓王村，赵姓来自于沾化县沾城公社何家大队，尚姓来自于德州商河县潘桥公社东商村，贾姓来自于沾化县大高公社何家大队。

　　赵王村  赵王人

　　1957年赵王、肥城、双泉合并为双泉大队，几个村的男女劳力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几个村也成立了大队部（由各村干部组成），那时候便是“大跃进”年代，直到1963年才解散。

　　1969年村里抗战老军人赵荣全，那时任山西重汽车党委书记，花四千元给村里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原先往地里运粪、拉庄稼、犁地种地全靠牲畜，自从有了拖拉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劳力的生产强度。那也是太平的第一台机械。

　　1990年，那时在沾化窑厂工作的王乐勤，协调河口区水利局给村里用水泥与土混合后护坡，对赵王水库进行改造，使村民的饮水卫生大大提高，在那时候这也算是高标准的水库。

　　20世纪90年代赵王村以王宝贵、王兄弟俩为首的运输队产生了，他们以收购粮食往外运输为主，因而带动了一大批劳动力，也就是赵王村第三产业的开始，一时间赵王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经济村，直到现在还有路明、赵书清、吉孟玉等进行粮食收购运输。

　　1995年前后，村民李忠鹏在河口开发区建起了一个占地几十亩的地板厂，是赵王村第一个开工厂做企业的人。

　　2005年，张树海、刘玉林盖棚养殖肉食鸡，现在赵王有养鸡场一个，养猪场2个，李忠华在太平西建起了每批出栏10万只的大型现代化养鸡场。

　　2003年调整产业结构，种植冬枣、苹果100多亩，现在苹果树种植在200亩以上。

　　大集体时期时兴社员们挣工分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队里分配方式一般是按“人七劳三”，也就是人口分七、工分分三，有的地方有些时候还会按照“人劳各半”，所以工分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孩子们为了帮助大人减轻负担，农家的孩子不仅从小就要承担家务，还要帮父母挣工分。一般从8岁多一点（还没上小学）就开始帮父母分担家务并挣工分，一直到初中毕业（高中住校、离家远了才终止。在寒暑假时则又成了重要的劳动力）。

　　60-70年代，农村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化学肥料，农作物需要的肥料（养分）只能从农家肥中来。农村一家一户养猪的猪圈下面就是一个粪池，专门囤积农家肥。家畜、家禽的粪便，绿肥（专门作肥料用的绿色植物）等倒在粪池中，发酵后成为水粪。厩肥（圈养小家禽的肥土）和庭院前后的土杂肥等通过堆沤发酵后成为干粪。农家肥的肥效低，需要的量比较大。生产队发动农户积攒肥料、扩充肥源，集体记工分，纳入生产队年终决算。家畜和家禽粪便不作为积攒的肥料（已归入集体），只有野外沟坡上的牲畜粪便和野生绿肥弄回来，交给生产队记工分。

　　那时候的农村信奉“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古训，而且结婚年龄小，正如民间流传的：早栽秧子早打谷，多有儿女多享福。有了闺女的家庭，父母就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一般户都有三四个以上的兄弟姐妹。那时候的农村人有个小灾小病的，一般都不去找医生看病吃药，能扛得过去的就硬扛过去，日子长了就积累成重病。营养不知到哪里去找，吃一顿猪肉要等上好几个月，小孩子最喜欢的是逢年过节，因为有肉吃……。如果家里有了外债，日子更艰难，家里就编织一对捡狗屎和牛屎的粪筐。早上起来捡狗屎，不管多少，能挣一分是一分。大人孩子就经常一大早起床去捡狗粪和牛粪。记工的多少有些记不清了，记得大概是捡10斤狗粪记7分工，10斤牛粪记3分工，采10斤新鲜的野草绿肥记2分工。狗拉的屎比牛少且养分比牛的高，所以工分要高得多。

　　捡狗粪和牛粪不是随便就能捡得到的，还得讲技巧和碰运气。早晨起早的时间要恰好在天刚麻麻亮的时候，太早了看不见，起来迟了会扑空（狗粪被村里别的孩子捡走了），有时候在路上转一大圈没得收获。另外还得熟悉狗经常走动出没的地方，那里才有狗粪，如果随意乱转，只能是白跑路。因为女孩子起早很不方便，所以，捡狗粪这事大多是男孩子干。

　　热天起早不难，到了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一大早从被窝里爬起来冷得来全身打颤……。那时候的农家不富裕，无论春夏秋冬，小孩子大多是单衣单裤，好多连内裤都没有。有时手脚冻得冰凉，回家后母亲用棉被或身体捂热冻僵的手和脚，每当这时候，母亲的眼里总是闪着无助的泪花。尽管这样，第二天还得照常起早……。

　　大冬天穿单衣单裤已经够冷的了，有时还打赤脚。小时候我们基本没有皮鞋这个概念，也没有在街上去买过胶鞋或布鞋等其它什么鞋子。姊妹多的鞋子都是母亲亲手用手工缝制的布鞋，手工做布鞋工序复杂很费事，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不能再穿的旧衣服以及家里的旧布片、烂布条……。母亲是农活、家务一把抓，姊妹又多忙不过来，热天只能光着脚板打赤脚，冬天穿布鞋。

　　那时生产队出工是这样的：早晨要出一班工，天亮时开始到8点过一点（时间2小时左右），记工分为上午和下午的1/2。然后回家吃饭，上午出工大约从9点过开始到下午1点过（时间3个多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出工大约从3点左右开始直到傍晚。孩子们则是晚上放学回家，丢下书包就做家务……。

　　每天下地干活的出工和收工时间，早晚都由生产队长定，但相差不大。队长站在村头，敲击挂在树杈上或屋檐下的铁钟，社员们聚拢来，听队长交代当天干什么农活、带什么工具。收工的时候大喊一声“收工了”。那时侯，农家的小孩会过早的帮父母分担家务和农活，上学的孩子（家庭条件好一点和离学校路程远的除外）离学校比较近的大多要出一班早工才上学，学校一般9点一刻（或9点半）上课。有时候，生产队长忘了或估计不准早上收工时间而延迟收工，或有时跟某个社员闹了矛盾、吵了架（孩子在上早工）而有意拖延收工，这时就害苦了上学的孩子，只要“收工”声一出，就急忙一趟子跑回家（农具丢给父母），拿上两块地瓜背上书包，又一趟子飞跑到学校，尽管满头大汗，结果仍然迟到……。老师脾气好一点的到无所谓，次数多了或老师脾气暴一点的，会挨一顿训……。

　　积绿肥也是挣工分的一种方式，家里的老大、老二是积绿肥的主力，有时老三也要帮忙打打下手。沟边上的野生绿肥根据季节，采收的时间并不长，到绿肥成熟收获的时候，村里的半大孩子全都满山遍野地去找，运气好一点的，一天可以采到好几背篼，差一点的空手而归。有胆大的孩子去生产队集体计划种植的绿肥地里去偷，这样做的风险性很大，一旦被抓住会重重地处罚，扣去一个主要劳动力十天半个月的工分。

　　车轮里的变化

　　第一曲：“大金鹿”的疼痛与快乐

　　把时光拉回到40—50年前。那时的孩童，一般是跟大人走亲戚父亲推着独轮车，女人和孩子坐在车上，一起到大姨、二姑或姥姥家做客，几里或几十里的乡间小路，蜿蜒曲折，一个上坡连着一个上坡，竟然需要走上几个小时。

　　在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跟着大人赶年集了。腊月二十三，是家乡传统的赶年集的日子，四里八乡的人们推着独轮车，挎着篮子，一路步行十几里路到集市上采购年货。一想到热闹的集市场景，小孩子们就缠着大人，叫嚷着跟去，为的是能吃点好吃的、看看热闹。

　　后来有了自行车，也是当年的大户人家才先有的。小孩子坐在“大金鹿”自行车的大梁上，一路颠簸，硌得屁股生疼，大一点的孩子坐在后尾巴上，两腿搭到两边，不小心还会把脚后跟伸进辐条里，会挂掉一层肉皮，好疼好疼的。好不容易到了集市上，一瘸一拐的跟着大人解解眼馋、解解嘴馋。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痛苦样子。

　　当年如果是哪个亲戚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有空闲，孩子们就偷偷地推出来，在打麦场上练习车技，一不小心，连人带车一头扎到麦垛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灵巧的、笨拙的都能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上路了。打麦场、乡间小路，到处留下了弯弯曲曲的车辙。

　　到了80年代，为了上学方便，也是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念书，一般家庭都会买上一辆崭新或二手的“大金鹿”、“小金鹿”送给孩子们。开学的日子到了，小伙伴们，跨上自行车，拨动车铃，一路上你追我赶，快活得像一群小鸟，清脆的车铃伴着欢声笑语，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校园。 后来，自行车换成了“小不点”，学生们一路欢歌，狂奔回家！大人们很少有骑自行车的了。

　　第二曲：“小木兰”的潇洒与无奈

　　转眼间，那群孩子们都上班几年了，工资从不足百元到年收入过万。新世纪初期，看着“小木兰”（新风60摩托车）满大街地跑，有的打着“为了接送媳妇上下班更方便”的旗号，花上6000多元钱，骑回一辆“新风60”。 6000多元，当年大半年的工资啊，所以新车到家倍加爱惜，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拭摩托车，不留一点灰尘。

　　有了“小木兰”，最大的感觉，就是方便快捷多了。原来回家，除了坐小公共，就是骑自行车。私人的小公共，等不满客人，就不发车，等车的滋味太难受了。而自行车不仅蹬起来费力，弄不好，半路上扎了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干着急。每逢双休日，骑上“小木兰”，带上新媳妇，爬山、赶海、看望父母，当然，有时还到乡村集市上，买点绿色食品。骑着“小木兰”，手上稍加油门，自行车、拖拉机尽数超过，那种风驰电掣的潇洒感觉，让人感到生活的无限美好，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渐渐地，“小木兰”的弊端显露出来。先是“闹罢工”，往往走到半路就熄火，运气好的话，使劲踹上几次，又突突突地冒烟了。而更多的情况是，推着“小木兰”在前面寻找修车铺，媳妇抱着儿子在后面艰难行走；后是“猛喝油”，加上三升五升的汽油，跑不了几天就熄火。

　　第三曲：“比亚迪”的时尚和惬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木兰”越发老态龙钟，小伙子们不得不宣布它提前“退役”。随着家庭轿车的出现，一家三口挤在摩托车上的感觉别提多难受啦。

　　看着大街上的私家车越来越多，小伙的心也骚动起来。上网、咨询、论证，感觉比亚迪车型经济省油，外观大气，价格也不算太贵，一番讨价还价，试车、付款、提车，一切办理妥当。打开车门，按照正规的操作要领，开车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感觉太棒了！你还记得吗？前几年你坐在摩托车上，我就说过一定让你坐上轿车，再也不怕风吹雨淋、严寒酷暑。”坐在后座上的儿子，突然冒出一句：“爸爸，我要帮妈妈做家务挣钱，给你买一辆再好一点的车。”“好儿子，不用你挣钱，只要你好好学习，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等你考上大学，爸爸再买一辆新车送你上学。好不好？”“好！”儿子稚嫩的声音伴着《回家》的钢琴曲从敞开的车窗传出好远、好远……

　　掏鸟蛋和拾鸟蛋的乐趣

　　农村孩子的记忆总与鸟蛋分不开。在草丛里、麦田里、河滩上，随处可见的鸟蛋带给了他们无穷的童年乐趣。拾鸟蛋不仅是乐趣，还可有一些实惠。碰到一窝鸟蛋，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静静地卧在圆圆的茅草窝内，一阵惊喜便涌上心头。随便拾起一个，放在眼睛上方冲太阳一照，若是清亮的，证明尚未孵化；若是混浊的，则说明已经开始孵化。未孵化的鸟蛋有的被嘴馋着即时磕破喝掉，有的或拿回家煮熟后吃掉，可以解解馋。拾鸟蛋大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干的，有时候结了伴，难免会因为争夺“发现权”，大动干戈，最后不仅牺牲了鸟蛋，也伤了和气。人心的占有欲和排他性，并不因为童稚而缺失，恰恰因为童稚而一触即发，刀戈相向，不言情面，不讲情理。

　　其实，在屋檐下、树杈上、沟渠徬，也有鸟蛋，但因为其隐蔽性较好，加之不知窝里是不是有蛋，所以，掏鸟蛋要比拾鸟蛋困难了许多。拾鸟蛋可以一个人，掏鸟蛋则非三五个小伙伴合作不可。晚上拿着手电筒，有时还得搭成人梯，若要大人碰上，定会训斥一通，若要碰上窝里有乌鸦或蛇虫，定要被吓个半死。

　　现在回想起来，便替那些在草丛里孵蛋的鸟儿们悲哀。草丛里的鸟蛋，不仅易遭风雨的侵蚀、耕作的倾覆，而且更易遭猎奇者的掠夺、嬉闹者的玩弄。人生亦是如此，若把兴趣和志向，孵化在草丛里，就像把自己的言行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这么这么做，大多要遭到家庭的斥责、社会的挤压。因为许多人的人生方向是要父母掌舵的，超越思潮的也往往被各种规矩囚于牢笼中。

　　由此可以展开想象的无限空间：不如把鸟蛋孵化于树杈上，不招摇过市，要静静地在心智中孵化；不桀骜不驯，要悄悄地在尝试中孵化，待到理想的雏鸟唧唧喳喳时，再展现给大众，人们自然会多一分惊喜，多一分肯定，多一分宽容，从而可以更从容淡定地、自由快乐地翱翔在蓝天。做一个有高度的鸟吧，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掩藏你的爱好之“蛋”，守护好你的志向之“蛋”，不要让低头搜寻的芸芸众生发现你，但在人们抬头仰望的瞬间，你一定要展开双翅，划出一道赏心悦目、技惊天下的弧线！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

　　路宝歧、郭增庆、张洪廷、张树同、郭增柱、田松林、张树海。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

　　村公所村长张春吉、赵希文；农业社社长王希刚；生产大队长于同祥、张树同；革委会主任刘会岚；生产大队长刘会岚；管委会主任刘会岚；村委会主任郭增柱、田松林、李国安、李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