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村位于河口区新户镇政府东北部，有北公司、北八顷两个自然村组成，东近八顷村，西接东风村，南邻老鸦村，北靠郭局村。全村拥有土地2980亩，其中耕地面积1098亩。

　　2015年，全村85户，241人。主要有付、常、李、季、沈、吴、鲁、杨、张、胡、苏、刘、郝、王、樊、江、高等姓氏。根据1970年统计，该村人员来自河南范县，山东沾化、利津等9个县区，其间由于灾情和生活需要，许多家庭迁走，有的迁返原籍，有的另谋他处，后又有许多姓氏家庭逐步迁入。

　　村名的出处

　　20世纪30年代前，公司村所在的地方无人居住，好地被大户人家耕种占有，弱地长满了蒿草和笼蓬，高有一人多深，没有人开垦。1929年河南省范县付瑞娥、郝希成、陈尚仁、张连义、常文秀、王心善6户，为生计所迫扶老携幼逃荒从河南迁入东风村（当时叫康家围子，灾民屋子）开荒种地，后因为没有水源和种地不方便，迁到东风村东2.5公里处，搭起了篱笆屋子开荒种地。

　　迁到此处时，这里的土地已有太平镇、郭局村等大户人家耕种，称为公家地，新开垦的地叫私家地，公家地和私家地相邻，由此他们居住的屋子叫公私地屋子，随后又有人在公私地屋子以南2公里处开荒居住种地，形成了两个公私地屋子，因此有南公私、北公私之分，经以后的演变成为北公司、南公司，当时历属沾化县老鸦公社。

　　1951年，沾化县药材公司在南公司的土地上种植药材，并设立医学学校称“红专大学”，把南公司的居民迁往郭局、东风、八顷、北公司等周边几个村庄，由此南公司消失。1956年特大龙卷风摧毁了药材公司的住所，药材公司搬走。1942年垦利县杜家村李学文因生活所迫迁入郭局村居住，后为了种地方便迁入郭局村南2公里处居住（史称骆驼寺）后因水源和方便种地又搬迁至北公司东0.5公里，南八顷村北1公里处居住，种地，称为李学文屋子，因和南八顷村相隔不远，后称北八顷。1966年北公司和北八顷合建成北公司大队，属郭局公社。1967年2月建郭局渔业公社，该村属郭局渔业公社。1969年3月郭局渔业公社更名为海防渔业公社，该村与新立、八顷一起划归老鸦公社，1970年4月该村划归新户公社。

　　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撒销大队名称，北公司与北八顷合建北公司村民委员会，1991年将该村标准命名简化为公司村。1984年河口区成立，该村随新户乡由沾化县划归河口区，2010年5月10日新户乡与太平乡合并，该村规划到新户镇。

　　由贫穷到富裕

　　公司村地处黄河故道，距渤海20多公里，海拔高程低于18米，是黄河入海的下游，人们说过去此处是一片浅海，长期的黄河冲积 使这里沉积了厚厚的泥沙，赶海造地才出现了大片的新淤地， 这里空气湿润，具有典型的海洋性气候，许多植被在这里生根开花。人们说黄河改道后很长时间这里无人居住，从1936年开始，这里的人家从最初的6户逐步增加到解放初期的十几户，入社后人口增加到220多人。

　　建村初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差，以开荒和打短工维持生计，缺少牲畜和劳动工具，开荒很少，夏天外出给大户打短工，早起干一天农活，挣回一斗粮食，缺少水源，吃坑塘水，有时出去几公里讨水吃，住的是篱笆屋子。靠天吃饭，遇到灾年，靠野菜和草籽充饥。

　　解放后，1955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牲口、农具、车辆等生产工具投入集体，成为了社员，过上了集体生活。1956年和周边几个村成立高级合作社，集体收入归高级合作社支配。1958年成立生产大队，樊庆善任大队长，分3个生产队，

　　20世纪70年代前，该村东边有高洼不平的”死红土”，早晨粘的沾掉鞋，下午硬的锄不动；村西全是沙土窝，飞沙打人脸，张口一嘴泥；村北有片盐碱滩，芦草不生根，只长黄须菜；村南虽是连环土，但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只能靠天吃饭。这里地下水位浅，但又苦又咸连牲口也不喝。村南有口甜水井，春天等水吃，夏天刚够人畜用，根本无水去浇地。

　　人民公社期间，干部群众在大队书记李永廷和大队长樊庆善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战天斗地，大干快上”，连续多年大搞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整平土地、开沟修渠，兴建村西台田条田；男女老少齐上阵，小车推、土筐抬，扩挖水库2座‘新挖水库2座，蓄满了黄河水，筑起了防潮台，大队有了拖拉机，各小队有了骡马车，还买了柴油机，粉碎机，脱粒机和水泵，抢抓时机，引来黄河水，灌溉“两顷八”样板田；广积草肥农家肥，不断改善村东土质；深翻土地，蓄水压碱，村北收获了田箐和苜蓿。建窑场烧砖，建起了社屋和小学，经过干部群众多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大队生产条件逐步好转，粮食产量不断提高，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结束了要救济款、吃救济粮的年代，并向国家交粮纳税。

　　1967年成立革委会，杨玉春任革委会主任，生产出的粮食归生产队支配，人们称“社员”，社员劳动记工分，按“人七劳三”支配粮食和一切用品，为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北公司两个生产队编鱼筐、拉网撅卖给海防渔业社，买鱼船从事海水捕捞。后来大队成立林业队种果树，种桑养蚕；土法上马，建窑场烧砖，办油厂榨油，收入归大队支配，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但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村办项目效益低下，没有更大的发展。

　　1980年公司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同时生产队将所有的财产、耕牛、农具等全部分割给农户，农民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家起早摸黑，辛勤劳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粮食产出比农业社时期进一步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改革开放以后，解决了温饱的村民不满足于现状，想方设法赚钱致富，有的合伙买车跑运输、有的入股买船捞海产、还有的进城务工搞建筑，由于思想解放的早，付诸行动的早，抢占了先机，这部分人优先富裕了起来。在家种地的村民，也不甘落后，有的搞畜禽养殖、有的种塑料大棚、还有的包地种棉花，年收入也在2万元以上，并且每年稳步增长。

　　1986年3月 王念民建起了第一座砖瓦房，1988年 刘发明购买12马力拖拉机一辆，从此机械落户公司村农户，之后村民陆续购买，结束了耕牛时代，1986年多方筹措资金，该村通上了电，全村实现电灯照明，结束了煤油灯时代，张廷海、高自宏、刘发明分别购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台，从此该村有了电视。人们的生活逐步提高，从吃粗粮逐步变为细粮，住房从石头坐窗变为砖瓦房，为了搞活经济，沈友来与人合伙购买495型机器船一只，从事海上捕捞，后来逐步发展到10多只12马力机械船从事渔业捕捞，增加收入。付兆请与人合伙买了一辆拖挂汽车跑运输，后来又在城里开起了加油站。

　　20世纪90年代后，因土地碱化严重，种植棉花比较适合本村土地，特别是地膜覆盖技术推广后，人们大面积的推广种植，棉花成了该村的主导产业。2005年政府将村北荒碱地进行“上农下渔”台田工程开发，同时对村南近1000亩土地进行整理，配套了沟路渠，土地浇上了黄河水，粮食棉花产量猛增，全村95%以上的村民盖起了砖瓦房，部分村民购买了楼房、汽车，新型生产机械极大的减小了人们的劳动强度，闲下的精壮青年大多外出务工，增加收入。2010年开始，村两委进行了村庄环境整治，制定了村庄规划，加宽了进村公路，村内路面全硬化，配套了排水系统，新建了进村大门、安装了路灯、建立了文化广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儿时的鞭炮

　　一说到鞭炮，人们且亲切。

　　那时的鞭炮品种比较少，且大都是个人土法炒药擀制。有土鞭、双响、雷花、泥花什么的。多是一二百头的，五百一千的也不少。临近过年，集上卖鞭炮的多起来，随着或沉闷或清脆的炸响，天空亮光频闪，化作一股股白烟，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

　　“闺女要花，小子要炮。”一到年集，孩子们就想方设法从父母那里淘来零花钱或者央求父母买上一两包那种一二百头的小鞭炮。这种小鞭炮，就是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用各种颜色的蜡光纸结实地包成四四方方，既便于拿于手中，也便于置于口袋中。

　　那是孩子们放鞭不是那么随意的，总是很节省的，一挂小鞭白天揣在兜里，晚上搂在怀里，稀罕好几天，才拆开来，舍不得一下子燃放，都是小心翼翼地卸下来，一个个地放。所以孩子们平时总是绞尽脑汁地多攒一些鞭，当然办法多得是：越临近春节，大人们越是忙得不可开交，扫屋子、洗衣服，蒸馒头，做炸货，只要你有力气，随便走进一家，拿起扫帚，拎起水桶，拉着风匣，抱起柴禾，忙活一阵，弄个汗流浃背，大人们自然心领神会，拿出一挂小鞭掖进你的兜里；过年家里放的鞭炮都是好几百头的，父母经常把放鞭炮的任务交给孩子们，孩子们也会趁机盘剥一下，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快速地卸下二三十个装进裤兜里，然后再点上，照样是响得震耳欲聋，经久不衰；再或是年集上鞭炮市里响过之后，留下不少的哑炮，自然被孩子们一扫而光，还有到了初一的早上，早早出了家门，挨家挨户拜年，门前的鞭炮碎屑里照样有意外的惊喜……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下来，手中的鞭炮总算还算富足，整个春节里，零打碎敲地放个不停。

　　小时的鞭炮特应心得手。有了鞭炮，男孩子就有了玩的天地，一个一个的鞭炮都要把它燃放到极致，花样百出。等到了初一拜完年，各路“神仙”便会凑到村中最大的空地上，以放鞭炮为最大的乐趣，诸多花样层出不穷。所有放鞭者，都会拿根香或者干透的秫秸杆芯当火头。一般最常规的放法，拿个小炮仗，用指尖狠狠把药捻儿末端掐在鞭炮上，点燃了，等药捻儿快燃到手指甲时，顺势猛地往空中一扔，能用多大力就用多大力，“啪”的一声脆响，漫天的花花绿绿的纸屑落满了周围。也有手脚不利索的，偏要逞能，再碰上急捻子的，未及扔出就在手边就响了，炸得麻酥酥的，倒无妨，皮实得很，一会就好了。把拾来的哑炮掰开，把里面的药面到处，堆成一团，轻轻一点，一团白色烟雾冲天而起，几个小孩便灰头土脸地嬉笑着跑开了……

　　鞭炮是个物件，舍不得的缘故吧，每个鞭炮都想玩出个花样，淘气的事也就多了。冷不丁往麦草垛旁的觅食羊群里扔过去个鞭炮，羊群炸锅般地四下逃串，主人只好满街呼唤；躲在墙头后面，待那腊月里刚结婚围着大红大绿头巾的小媳妇招摇路过，点个鞭炮扔过去，身后一声炸响，吓了一跳，左瞧右看不见人影，嘟囔着嘴骂着赶紧加快脚步；邻家做饭，煞有其事地帮助抱些柴禾，顺势塞上一两个哑炮，饭菜做到一半，一声震响，主人浑身烟土跑到屋外；到废弃的井边，点个炮仗扔下去，半天传来一声闷响。更有淘气的，把鞭炮插在牛粪上或埋在沙土里，趁小伙伴稍不留神，点燃，蹦溅一身的泥土和牛粪……

　　又是一年来，耳边又响起鞭炮声，那浓浓的年味如久远的醇香又浸满心尖……

　　互帮互助的公司人

　　最早来到该村的村民，都是逃荒逃难的穷人，一无所有，在此举目无亲，一户买不起农具，几户就借钱买了轮着用，起初拉豁子拉楼全靠人，单户劳力不够就合伙干，后来兑粮换头牛，不管先后各家轮着使，遇到青黄不接，缺吃少喝，大伙就互相接济，不使一户断炊挨饿。时间久了，乡亲们情谊越来越深，感觉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互帮互助的风气在该村自然形成，后来村子居住的人多了，各个地方来的人都有，尽管口音不同，风俗各异，但互帮互助的村风仍不断延续，并且更加发扬光大，不管谁家有“红白大事”，还是垒墙盖房，乡亲们都先丢下自己手里的活，尽力帮忙，从不索取报酬。因此，互帮互助的村风世代传承。

　　公司人忠孝。新中国成立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公司村当时有6人参军上前线，参加了革命队伍，2人光荣负伤。当时的村民尽管很穷却秘密支援八路军，他们把粮食藏起来，白天哄走伪政府催粮的人，天黑了再送给八路军。建国后，全村又有8人参军。在部队，他们认真学习，刻苦练兵，积极进步，7人光荣入党，为家乡争光。公司人讲求孝道，传承尊老敬老美德。解放初期，落户该村的村民生活稍有好转，就常给在原籍的老人邮东西寄钱，听说老人病重，会不顾舟车劳顿，连夜赶去侍奉，以尽孝道，老人离世多年后，还常回家祭奠，清明不能回的，就跪朝老家的方向，化纸遥祭。近些年该村长寿老人多，寿限90岁以上的老人有7位，寿限80岁以上的老人有12位，一方面是因为生活和医疗条件好了，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子女孝敬，晚辈关爱，才使老人们安享晚年。付瑞娥有严重胃病仍活到96岁，樊庆善和鲁传美因重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又生活了十多年，均活到90多岁。

　　公司人与邻为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该村与灾民屋子（现东风村）、南八顷结为“三义村”（取“桃园三结义”之意），各村之间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入社后，因历史的原因，各村小块土地七零八碎，有很多“叉划地”，不方便彼此农田配套管理，公司大队主动与邻村协商，交换了零散土地，使各村既能就近种地，又成方连片，从而惠及子孙。1969年前，黄河水引不到村，每年春季，就闹“水荒”，郭局、八顷、奇古村民因井水枯竭经常到公司村拉水吃，与本村村民一样排队等水。为解决吃水难题，公司村连续奋战，车拉筐抬，多次加宽加深，挖井取水，与邻村共同度过了缺水的年代。

　　公司人有难同当。刚来公司村的人们，靠打短工勉强度日，经常受地主的欺负，于是大家就联合起来抱成团，顽强抗争，争开荒权，争生存权，共同度过艰难岁月。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出现“挨饿”现象，在时任大队长樊庆善带领下，公司人同舟共济，共度时艰，食堂供给足量到人，粮食不够增加代食品，草种子、榆树皮、皮菜根等虽然难咽，却能充饥，因此，全村没有一人死于饥饿。吃供应粮时期，因多数家庭管不起酒饭，盖房成为一大难题，乡亲们便互相帮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喝东家酒，不吃主家饭，多数家庭都能盖起土房。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的在外领办企业，有的工作住在城里，有的在外打工常期不回家，但却经常关注家乡发展，时常牵挂乡亲健康，每逢村里遇有重大问题或是乡邻有重大事情，都能闻讯赶回，尽力帮忙，大家讲求的是休戚与共，有难同当。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郑子清、尚风义、李永廷、樊庆善、刘发明、宋国富（挂职）、苏茂勇、李新忠、樊铭森、王玉奎（挂职）、江新春。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常金增、常士岐、樊庆善、尚风义、李永廷、杨玉春、吴心良、赵成祥、刘发明、王念军、常金同、李长江、沈光如、李新忠、樊铭森、江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