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立村位于河口区西北方37公里、新户镇政府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北距渤海12公里，南与东风村相距1.5公里，东与公司村相距3公里。全村土地面积12000多亩，土质属于黄河赶海淤积盐碱土壤，含盐量较高。其中耕地面积240亩(含台田153亩)。主要种植玉米、高粱、棉花等农作物。

　　2015年，全村77户，217人。新立村是五个县迁移过来组成的村，主要来自山东沾化、利津和鲁西南地区。最早的是1941年从郭局移入的赵、盖、刘、张、夏、郭、王等姓氏，后有马、王、孙、李、陈、田、于、高、尚、韩、窦等姓氏。赵、刘、李姓是利津县迁入，盖、尚、张姓是垦利县迁入，王、窦姓是由鄄城县迁入，于姓是由沛县迁入，高姓是由曲阜迁入。1941年到1948年迁入的户数最多，到1965年新立村的人口最多，达到360余人。1965年秋至1966年春鄄城迁入的大部分迁回，以后利津、垦利的也迁回一部分，1990年时新立村人口不足200人。

　　新立村最初由八户郭局人建村

　　1938年渤海湾秋天上大潮，全郭局人是在荆条垛上过的夜。大潮退去村民以割条子换粮为生，无有土地可种。1939年人们发现在郭局西南方有一块未被水淹的土地，就是现在的新立村。就商议要到此处开荒种地。当时此处地是属老鸦村王成美所有，经赵守礼与王成美商议，可以到此耕种，但要交租，所以有赵守礼牵头由郭局老户盖世杰、刘孟堂、张延生、夏明德、郭道荣、张玉成、王孔贤八户人家就到此开荒。开始用火烧光地上的杂草，后分成八段，抽扣来定所属，号称扣子地。开始是跑着来回耕种，1940年开始搭建窝棚开荒种地。因位于郭局西南方故称西南屋子（也有人叫赵守礼屋子）。1941年开始，陆续来定局种地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为了村落，这就是新立村的雏形。

　　1945年改称新立村，村中被八路军设为战地医院，有医生和护士，伤病员有十几人，村西有十几名烈士墓，来新立村开荒种地的人越来越多，是租地和个人开荒，种些玉米、高粱、谷子和绿豆，靠天吃饭，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住房是人们用秫秸围起来，用泥巴泥起来的半上半下的的地窝棚。

　　解放后，1956年秋，加入高级社。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隶属郭局人民公社。1960年，该村又转隶属于沾化农场，1964年沾化农场解体，又划归为新户人民公社，1984年改为新户乡新立村。1984年河口区成立，该村随新户乡划归河口区，2010年至今归河口区新户镇管辖。

　　村里的支柱产业——渔业生产

　　因新立村距渤海湾较近，该村基本属于半农半渔状况。自20世纪50年代起，该村就有少数村民从事海水捕捞。到1990年全村渔船20余条。随着耕地逐年盐碱化，有更多的村民不在全部依赖种地为生，而转为主要收入靠养船捕捞。同时出现海水养殖、利用海水晒盐等多种形式。

　　为增强海上捕捞业的发展，村集体于1965年购置渔船一只，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对群众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此期间，新立村在海岸的最高处建设土房三间，供人们在海上捕捞吃住和在此放3之用，时间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村民们陆续个人购置了船只，在1983年新立村赵金堂个人购置水泥船一只，在此影响和带动下，新立村陆续买船的个人排船的越来越多，一度达到30只，对新立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船只太小和老化，年轻人有的弃船打工，现存船只有15只，现在船也大了收入非常可观，年收入能达到20万左右。是现在该村的收入主要来源。

　　四月初一，是村民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渤海湾及黄河口居住地人们，对风暴潮是再熟悉不过的，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触目惊心。1782年清代的一次强温带风暴潮，曾使山东无棣至潍县等7个县受害。1895年4月28、29日，渤海湾发生风暴潮，毁掉了大沽口几乎全部建筑物，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泽国”，“海防各营死者2000余人”。

　　1964年4月5日发生在渤海的温带气旋风暴潮，使海水涌入陆地20至30公里，造成了1949年以来渤海沿岸最严重的风暴潮灾。黄河入海口受潮水顶托，浸溢为患，加重了灾情，莱州湾地区及黄河口一带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另一次是1969年4月23日，同一地区的温带风暴潮使无棣至昌邑、莱州的沿海一带海水内侵达30至40公里。

　　据统计，1949—1993年的45年中，我国渤、黄海沿岸共发生最大增水超过1米的温带风暴潮547次，其中风暴潮位超过2米的57次，超过3米的3次。造成严重潮灾4次，较大潮灾6次和轻度潮灾61次。

　　40多年中，尽管沿海人口急剧增加，但死于潮灾的人数已明显减少，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和风暴潮预报警报的成功。

　　当然，上述的历史是作者从史料上查找来的，据今年已72岁的刘永章老人来说，是有点陌生的，回忆也只是若有若无，支零破碎。但老人对后来几次，还是记忆犹新的。

　　其中1992年，遭遇风暴潮侵袭，本村耕田全部被海水淹没，沉没及损毁渔船4只，渔具若干，直接损失10万余元。1997年，由于受特大暴雨和台风袭击，引发海啸，本村耕地被淹，沉没船只7艘，损毁渔具若干，直接经济损失20余万元。海啸直接威胁村庄房屋，部分村民被转移至老鸭、义和等地安置。

　　老人的话语中更多谈到的是1972年的那次上大潮。

　　海边居住，也是靠海为生的，春天正是到海上捕捉海嘟噜子（也叫小螃蟹、跑蟹）的最佳时期，此时的蟹子满籽满黄、又肥又大，捉来用卤水呛，用开水燎，用油炸，味道鲜美。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这种嘟噜子就能远销到鲁中山区和临沂地区，据说，至今在这些地区这道美味，只有贵客临门的时候，才会出现在餐桌上。只要有适合的天气，人们便结伴去海边拾嘟噜子，卖给外来的商户，一斤二三分钱，一晚下来也挣个块儿八毛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懂得的人们都知道，晴朗、闷热、潮湿的天气里，特别下雨前，嘟噜子都会在海岸边和浅滩上的洞穴里爬出来，等着天上蒙星的雨点飘下来，滋润一下干渴的口唇，俗语出来“吃甜水”。这小家伙机灵的很，而且善于奔跑，白天是不容易捉到的，只有在傍晚天刚擦黑或者晚上用马灯、手电照着，它行动就迟缓下来，人边走边拾，不一会就会拾满一桶。

　　那天农历三月三十，天出奇得晴好闷热，人们赶时气，都在地里忙着种花生。人们一看天气，知道这是海上出嘟噜子的好时节。人们早早收了工，拿上网袋、水桶、手电，成群结队，奔向海边。傍晚的天空被暗红的云彩映照得有点让人感到恐怖，再加上那愈加沉闷的天气，让有经验的老人感到有点不对，这种天色是变天的前兆。但又出于侥幸，只是一个劲儿嘱咐附近的年轻人不要走远，以防变天。

　　那天就是一个“多”，刘永章老人说，从他记事以来，没见那么多的嘟噜子，密密麻麻拥挤在滩涂上，只要一落脚，就能把几只蟹子踩到淤泥里。人们不用提着灯，在滩涂追赶嘟噜子了，直接用手往网袋里扒拉。拾蟹的人也多，附近方圆十几里村里都有人，就连三四十里外的义和庄也有不少人， 老人说，当时正值义和高中（沾化三中）放假，来了不少的学生。

　　开始的时候，海风微拂，人们捕蟹的兴致高涨，收获颇丰。殊不知，危险正慢慢逼近。北边的天变得浑浊起来，伴有轰隆隆的雷声，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时开始上潮了，开始招呼大家往回返，有些人还是贪恋那满地的嘟噜子，不舍得挪动脚步。天一擦黑，突然起了风，瞬间风势加强，呼呼作响；紧接着下起了大雨，还夹杂着冰雹。天霎时暗了下来，周围一片漆黑，潮水也上得急，原本平整光滑的滩涂不大一会就涌满了波涛汹涌的海水。“估计当时风力得七八级，这么大的风很少见的，再加上周围一片漆黑，雨点打在人脸上非常的疼，也是睁不开眼睛，人们顿时迷失了方向，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跑。”刘永章老人回忆说，人都跑散了，风雨交加中人们彼此都找不着对方，有经验的人碰见水深的地方，便抽身回来往相反的走，而那些没有经验的就没法预测了。

　　那时候各村都会专门抽出一部分劳力专门从事渔业捕捞，来增加村里的收入。人们吃住都在船上，遇到风雨就会躲在岸边高处建造的渔民屋子。起风的时候，村里的赵文会正驾着一条小船在附近的海沟里捕鱼，他一看天气不好，立刻把船拴好，躲进了屋子里躲避风雨，但顺风飘来的呼救声，让他立刻意识到水里有人。

　　赵文会立刻出门，一看周围黑漆漆的，水也漫了周围，幸亏渔民屋子在一个土岗子上，否则早就淹了。这时，又传来呼救声，赵文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传，可是远急解不了近渴，正在手无足措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桌上的马灯，心中顿时有了主意。他拿来一个长长的竹竿，把马灯绑好，不顾飒冷的风雨打湿衣襟，紧紧握住竹竿让马灯矗立在空中，虽然渺小，如豆的灯光却在空中彰显出耀眼的光芒。

　　正在水中苦苦挣扎许久，找不到方向的人们此时已经彻底绝望了，哭声喊声一片。有人眼尖，那个如隐若现的灯光就像一个航标灯立刻使人们鼓足了力量，大家都陆续朝着灯光奔去。一个多小时后，渔民屋子陆陆续续就聚集了本村四十多口人，大家相拥喜极而泣，总算逃出了鬼门关。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老鸦村孙氏兄弟俩也循着灯光逃了过来。大家浑身都被海水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四周都是潮水，只好都挤在屋子里，相互拥在一起取暖，劳累和饥饿使大家疲惫不堪，慢慢进入了梦乡。

　　新立村总共不足200口人，少了40多口人，村子里早就乱了套，哭的哭，喊的喊，可是夜黑风急、雨大潮高的天气又让人束手无策，只能烧香祷告凭天由命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村北不远处都是潮水，人们也见亲人归来，更是焦急万分。村里只好找了有经验的张俊德、尚守本两人带领大家，循着潮水退却，开始出门寻找。可是寻遍了周围，就是不见村里一个人的踪影。这时，又传来淹死人的消息，据刘永章回忆，有个叫月亮坝的村子一家就死了父子三人；还有义和庄死了很多学生。

　　这下，人们更害怕了，感到凶多吉少，到处哭声一片，有些老人开始做衣服，为亲人准备后事。村民张增祥豪爽倔强，他觉得这四十多口子的人不能说没就没，最起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自告奋勇，和另一位村民再次出门寻找，寻了半天结果依旧没寻到一个人。两人也认定人已经被海水卷走了，唉声叹气地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张增祥这时突然想起远处的渔屋子还没有去寻找，可是渔屋子周围已被海水淹没了，水有一人多深，所以没有人看过。他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顾水冷和危险，涉水到了渔屋子上。进屋一看，四十多口相互依靠在一起，鼾声如雷，睡得正香。两人一见，又气又恨，大喝一声：“你们还在这里睡觉，家里已经给你们准备后事了”！这时，人们才如梦初醒，不管水冷，拿起东西安全涉水回到了家。当然是皆大欢喜。

　　由此，每到农历四月初一这天，人们便焚香祷告，祈求吉祥安康。

　　村里的红白公事

　　结婚 

　　男方选定黄道吉日后由媒人转达女方。结婚前一二日(必须是双日)，男方送五色食物给女方(如鸡、鱼、酒、肉、蔬菜等，有的送米和面)，名曰“下礼”，又称“催妆”。与此同时，不论春夏秋冬，男方必须给女方一套上轿棉衣，若在夏日，则将棉衣置轿内做坐垫。民国时期，趋向简单，有的只送衣料，置棉絮于轿内充当棉衣。结婚前一日，男方近族的大门贴喜联，傍晚，吹鼓手在大门前奏乐，叫“响门”。晚饭后，吹鼓手伴奏，新郎到全族长辈家叩拜，叫“拜门”。

　　结婚时，男方备两乘花轿，一红一绿。新郎乘红轿，鼓乐伴奏，由两位礼宾(叫“拿毡的”)陪同，去女方迎亲。女方长辈亲迎新郎入席，宴毕，在鼓乐声中为新郎披红戴花。同时，新娘头蒙红巾(叫“蒙头红”)，足不履地(冬天也不准穿靴)，以椅子抬入红轿，新郎换乘绿轿，吹吹打打，到男家举行婚礼。陪同新娘前往的有：男女送客各2人，压车压轿的儿童2人，赶车拉陪送、嫁妆的数人。花轿行程往返不得同路，行路人必须让路，即使达官贵族也不例外，因为结婚有“小登科”之称。花轿至男家门口落轿，新郎先进院坐椅子等候，新娘由女宾扶持，步红毡至庭院，与新郎拜天地后，揭头巾，面公婆，入洞房，喝合婚酒，吃饺子，即为“合卺”。晚上，女方送来酒菜，供喝“红酒”。“喝红酒”也叫“殃喜”“要火烧”，小叔子和下辈人都来戏耍殃闹，有的大岁人和长辈也来凑趣，此所谓“三日无大小”。此后，女方的眷属频频来男家“送饭”“圆饭”“会亲家”“随人情”“梳头”“填箱”“赠手巾”，男方的亲友都来祝贺，人来客往，笑语声声，大吵大嚷，向女家长“要火烧”殃喜，如此宴宾三日方告礼成。新娘于是日回娘家，一般在娘家住两日再回婆家，叫“回六”。如女方属第二次结婚，即大为从简，一不用花轿，二不用迎亲，只以马车迎接，叫“拉回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施后，都依法到政府领取结婚证书，但在农村仍需举行上述结婚仪式，只是改乘轿为骑马、骑(坐)自行车，近年又改为坐拖拉机、汽车。其他形式也大为从简，“蒙头红”自行取消。“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准贺喜，不准设宴，不准吹打，尔后恢复旧习，而且设宴益盛。70年代后期始，结婚前，男方必须备好家具，有的男方出钱女方购置。80年代逐步升级，由橱柜到沙发、缝纫机，又到家用电器，男方耗资由一千元到数千元。结婚彩礼，时兴“三转一提娄”，“三转”，即：自行车、缝纫机、座钟（挂表），“一提娄，”即：收音机；80年代是用拖拉机迎娶，并有吹鼓手相伴，待客三天，结婚彩礼，时兴现代电器、家具；自90年以后，用汽车迎娶盛行，并吹吹打打，把待客三天改为一天，结婚彩礼，时兴高档电器、家具。

　　旧时为老者治丧有“穷不可富葬，富不可穷埋”之说。富者厚棺砖坟，贫者薄棺土墓。老人死后，一般居丧2—3天。人一死，晚辈登高“叫魂”，借把死人唤醒之意，通告本族及乡亲。家人给死者换好衣服后，立即从炕上抬至临时支起的尸床上，叫“行到冷床上”，接着，孝子着孝衣到十字路口烧“倒头纸”，也叫“告庙”。入殓后，在室外结庐停柩，接受乡里亲友吊唁。晚上，孝子着孝衣，戴孝帽，穿白鞋，手拖“哀杖”(哭丧棒)，到十字路口祭奠祈祷，叫“上庙”。第二天晚上烧纸糊车马和摇钱树，死者的长子登椅“指路”，亲属的晚辈前来辞灵。第三天出殡。亲友到齐后，给孝子“搭孝”。男孝子右肩斜披白布(由岳父家派人执行)，女孝子头上白布裹尖(闺女由婆家派人，媳妇由娘家派人执行)，订婚未结婚的男女孝子均由岳父家或婆家搭花孝，不分男女，一律将青蓝布披于肩上。请灵时，由死者长子或承重孙摔丧驾灵，找一前来吊唁的亲人拜“顶灵祭”，然后由乡亲众人抬往墓地。途中有亲友作“路祭”一至十几个不等，至墓地有至亲作“座祭”，女人死后娘家人拜墓祭。如有的至亲至友按礼应拜祭而丧主未点，则大为不快。拜祭有一定的格式，大体是请神、安神、上香、奠酒、拱揖、叩首。但花样很多，如果稍有差错，即被人耻笑。较流行的祭有“一担挑”“三六九”“十三太保”“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二十四拜”等，以“一担挑”“三六九”最简单，也最普及。有的穷人无钱出殡，即当日埋葬，丧事大为从简。富豪之家则多居丧7日，仿宫室格局，搭灵棚，挂挽幛，请宾相赞礼，广发讣告，收取赙仪，宴请亲友，奏哀乐，鸣炮举哀，并请社会贤达“点主”“辞土”，称“辞点丧局”。不论什么丧局，葬后每7日到坟前祭奠一次。直到“尽七”(70天)为止。子、媳素服白鞋，饬服3年，女2年，深居简出，以示居哀。侄、孙服期仅1年。建国后，“辞点丧局”和砖坟绝迹，服期自动缩短，一般子、女不超1年，侄、孙不过半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让穿白衣戴孝帽，不让用棺材，过后立即复旧。70年代提倡火葬，但丧葬仪式变化不大。把死者进行火化后装入棺材再入土，孝子摆酒席以谢亲朋村民。进入21世纪后，变化较大，在这期间本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程，充分听取了村民和有关知名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整个的执行情况接受村两委和村民的监督。红白理事会的宗旨是易风易俗、勤俭节约，为家庭、村民和谐创造条件。近几年来，把丧期改为一天，埋葬死者一律不用棺材，使用骨灰盒，不放随丧礼品；孝子不封白鞋、不穿孝衣；出殡不用吹鼓手、不烧车子，马、用大锅菜招待来宾，一切从俭。

　　果树园里“连理枝”

　　新立村李春峰、文行风夫妇，刻苦钻研科学技术，依靠科技发展林果种植，迅速脱贫致富，被乡亲们誉为“果树园里的连理枝”。1991年，他们经营的伯亩果园总产达3万多斤，纯收入2.4万元。

　　新立村地处沿海，耕地均系荒碱瘠薄的退海之地，且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棉产量极低，过去的新立人过着“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穷日子。自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党的富民政策象春风一样，吹到了新立村这个偏僻、贫穷的荒碱洼。于是，新立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踏上了各自的致富之路，有的置船下海，有的买羊放牧，李春峰夫妇则在乡农林站的支持下，于1985年春承包了乡40亩果园。

　　开始，他们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技术，任凭幼树风长，只是光长枝不见果。面对一地绿叶，他们夫妇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怎么办？就在这时，听说乡农林站要举办林果技术培训班，他们夫妇喜出望外，双双报名参加了学习。他们还购买了十几套科普读物，订阅了《山东科技报》《农村大众》《中国果树》等报刊杂志，一有空就坐下来一块钻研、探讨，干中学、学中干，边学边实践，树荫下、田埂边，留下了他们夫妇孜孜以求、勤奋钻研的身影。就这样，在乡农林站同志们的指导下，通过刻苦自学，他们很快较系统地掌握了施肥、喷药、剪枝、催花、采摘等果树栽培及管理技术。为了加强对果树的管理，他们离开村落和家庭，搬到了十几里以外的果园安营扎寨，架木为床，挖地为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创着自己的致富大业。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经过他们夫妇5年的精心培育，1990年，40亩苹果树全部开花结果，1991年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他们精心培育的红富士、小国光在1991年10月举行的全市果品评优活动中被评为优质果品。他们致富不忘国家，脱贫不忘乡亲，1991年向国家交纳特产税2300元，并于教师节之际将1000斤优质苹果赠送给新户中心小学的广大师生。

　　人物简介

　　窦洪金  1939年10出生，中共党员，195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1年牺牲与河南确山县，时任8187部队某部参谋。1971年11月8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窦建军  1966年出生，1984年10月入伍，1988年3月入党，大学学历。2002年8月转业到东营市工作。

　　王庆忠  1969年10出生，1987年10月入伍，1989年12月入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2年从部队团政委岗位转业到东营市工作。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党支部书记分别是：李朝祥、于吉俊、刘永章、盖景芝、张新国、范纯银、张建军、李树喜。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邓文胜、刘孟堂、尚守本、陈道章、于吉君、李公民、刘永章、于玉堂、盖景芝、李树森、张兰亭、赵金雨、张建军、李树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