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立村
新立村位于河口区西北方37公里、新户镇政府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北距渤海12公里,南与东风村相距1.5公里,东与公司村相距3公里。全村土地面积12000多亩,土质属于黄河赶海淤积盐碱土壤,含盐量较高。其中耕地面积240亩(含台田153亩)。主要种植玉米、高粱、棉花等农作物。
2015年,全村77户,217人。新立村是五个县迁移过来组成的村,主要来自山东沾化、利津和鲁西南地区。最早的是1941年从郭局移入的赵、盖、刘、张、夏、郭、王等姓氏,后有马、王、孙、李、陈、田、于、高、尚、韩、窦等姓氏。赵、刘、李姓是利津县迁入,盖、尚、张姓是垦利县迁入,王、窦姓是由鄄城县迁入,于姓是由沛县迁入,高姓是由曲阜迁入。1941年到1948年迁入的户数最多,到1965年新立村的人口最多,达到360余人。1965年秋至1966年春鄄城迁入的大部分迁回,以后利津、垦利的也迁回一部分,1990年时新立村人口不足200人。
新立村最初由八户郭局人建村
1938年渤海湾秋天上大潮,全郭局人是在荆条垛上过的夜。大潮退去村民以割条子换粮为生,无有土地可种。1939年人们发现在郭局西南方有一块未被水淹的土地,就是现在的新立村。就商议要到此处开荒种地。当时此处地是属老鸦村王成美所有,经赵守礼与王成美商议,可以到此耕种,但要交租,所以有赵守礼牵头由郭局老户盖世杰、刘孟堂、张延生、夏明德、郭道荣、张玉成、王孔贤八户人家就到此开荒。开始用火烧光地上的杂草,后分成八段,抽扣来定所属,号称扣子地。开始是跑着来回耕种,1940年开始搭建窝棚开荒种地。因位于郭局西南方故称西南屋子(也有人叫赵守礼屋子)。1941年开始,陆续来定局种地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为了村落,这就是新立村的雏形。
1945年改称新立村,村中被八路军设为战地医院,有医生和护士,伤病员有十几人,村西有十几名烈士墓,来新立村开荒种地的人越来越多,是租地和个人开荒,种些玉米、高粱、谷子和绿豆,靠天吃饭,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住房是人们用秫秸围起来,用泥巴泥起来的半上半下的的地窝棚。
解放后,1956年秋,加入高级社。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隶属郭局人民公社。1960年,该村又转隶属于沾化农场,1964年沾化农场解体,又划归为新户人民公社,1984年改为新户乡新立村。1984年河口区成立,该村随新户乡划归河口区,2010年至今归河口区新户镇管辖。
村里的支柱产业——渔业生产
因新立村距渤海湾较近,该村基本属于半农半渔状况。自20世纪50年代起,该村就有少数村民从事海水捕捞。到1990年全村渔船20余条。随着耕地逐年盐碱化,有更多的村民不在全部依赖种地为生,而转为主要收入靠养船捕捞。同时出现海水养殖、利用海水晒盐等多种形式。
为增强海上捕捞业的发展,村集体于1965年购置渔船一只,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对群众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此期间,新立村在海岸的最高处建设土房三间,供人们在海上捕捞吃住和在此放3之用,时间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村民们陆续个人购置了船只,在1983年新立村赵金堂个人购置水泥船一只,在此影响和带动下,新立村陆续买船的个人排船的越来越多,一度达到30只,对新立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船只太小和老化,年轻人有的弃船打工,现存船只有15只,现在船也大了收入非常可观,年收入能达到20万左右。是现在该村的收入主要来源。
四月初一,是村民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渤海湾及黄河口居住地人们,对风暴潮是再熟悉不过的,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触目惊心。1782年清代的一次强温带风暴潮,曾使山东无棣至潍县等7个县受害。1895年4月28、29日,渤海湾发生风暴潮,毁掉了大沽口几乎全部建筑物,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泽国”,“海防各营死者2000余人”。
1964年4月5日发生在渤海的温带气旋风暴潮,使海水涌入陆地20至30公里,造成了1949年以来渤海沿岸最严重的风暴潮灾。黄河入海口受潮水顶托,浸溢为患,加重了灾情,莱州湾地区及黄河口一带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另一次是1969年4月23日,同一地区的温带风暴潮使无棣至昌邑、莱州的沿海一带海水内侵达30至40公里。
据统计,1949—1993年的45年中,我国渤、黄海沿岸共发生最大增水超过1米的温带风暴潮547次,其中风暴潮位超过2米的57次,超过3米的3次。造成严重潮灾4次,较大潮灾6次和轻度潮灾61次。
40多年中,尽管沿海人口急剧增加,但死于潮灾的人数已明显减少,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和风暴潮预报警报的成功。
当然,上述的历史是作者从史料上查找来的,据今年已72岁的刘永章老人来说,是有点陌生的,回忆也只是若有若无,支零破碎。但老人对后来几次,还是记忆犹新的。
其中1992年,遭遇风暴潮侵袭,本村耕田全部被海水淹没,沉没及损毁渔船4只,渔具若干,直接损失10万余元。1997年,由于受特大暴雨和台风袭击,引发海啸,本村耕地被淹,沉没船只7艘,损毁渔具若干,直接经济损失20余万元。海啸直接威胁村庄房屋,部分村民被转移至老鸭、义和等地安置。
老人的话语中更多谈到的是1972年的那次上大潮。
海边居住,也是靠海为生的,春天正是到海上捕捉海嘟噜子(也叫小螃蟹、跑蟹)的最佳时期,此时的蟹子满籽满黄、又肥又大,捉来用卤水呛,用开水燎,用油炸,味道鲜美。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这种嘟噜子就能远销到鲁中山区和临沂地区,据说,至今在这些地区这道美味,只有贵客临门的时候,才会出现在餐桌上。只要有适合的天气,人们便结伴去海边拾嘟噜子,卖给外来的商户,一斤二三分钱,一晚下来也挣个块儿八毛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懂得的人们都知道,晴朗、闷热、潮湿的天气里,特别下雨前,嘟噜子都会在海岸边和浅滩上的洞穴里爬出来,等着天上蒙星的雨点飘下来,滋润一下干渴的口唇,俗语出来“吃甜水”。这小家伙机灵的很,而且善于奔跑,白天是不容易捉到的,只有在傍晚天刚擦黑或者晚上用马灯、手电照着,它行动就迟缓下来,人边走边拾,不一会就会拾满一桶。
那天农历三月三十,天出奇得晴好闷热,人们赶时气,都在地里忙着种花生。人们一看天气,知道这是海上出嘟噜子的好时节。人们早早收了工,拿上网袋、水桶、手电,成群结队,奔向海边。傍晚的天空被暗红的云彩映照得有点让人感到恐怖,再加上那愈加沉闷的天气,让有经验的老人感到有点不对,这种天色是变天的前兆。但又出于侥幸,只是一个劲儿嘱咐附近的年轻人不要走远,以防变天。
那天就是一个“多”,刘永章老人说,从他记事以来,没见那么多的嘟噜子,密密麻麻拥挤在滩涂上,只要一落脚,就能把几只蟹子踩到淤泥里。人们不用提着灯,在滩涂追赶嘟噜子了,直接用手往网袋里扒拉。拾蟹的人也多,附近方圆十几里村里都有人,就连三四十里外的义和庄也有不少人, 老人说,当时正值义和高中(沾化三中)放假,来了不少的学生。
开始的时候,海风微拂,人们捕蟹的兴致高涨,收获颇丰。殊不知,危险正慢慢逼近。北边的天变得浑浊起来,伴有轰隆隆的雷声,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时开始上潮了,开始招呼大家往回返,有些人还是贪恋那满地的嘟噜子,不舍得挪动脚步。天一擦黑,突然起了风,瞬间风势加强,呼呼作响;紧接着下起了大雨,还夹杂着冰雹。天霎时暗了下来,周围一片漆黑,潮水也上得急,原本平整光滑的滩涂不大一会就涌满了波涛汹涌的海水。“估计当时风力得七八级,这么大的风很少见的,再加上周围一片漆黑,雨点打在人脸上非常的疼,也是睁不开眼睛,人们顿时迷失了方向,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跑。”刘永章老人回忆说,人都跑散了,风雨交加中人们彼此都找不着对方,有经验的人碰见水深的地方,便抽身回来往相反的走,而那些没有经验的就没法预测了。
那时候各村都会专门抽出一部分劳力专门从事渔业捕捞,来增加村里的收入。人们吃住都在船上,遇到风雨就会躲在岸边高处建造的渔民屋子。起风的时候,村里的赵文会正驾着一条小船在附近的海沟里捕鱼,他一看天气不好,立刻把船拴好,躲进了屋子里躲避风雨,但顺风飘来的呼救声,让他立刻意识到水里有人。
赵文会立刻出门,一看周围黑漆漆的,水也漫了周围,幸亏渔民屋子在一个土岗子上,否则早就淹了。这时,又传来呼救声,赵文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传,可是远急解不了近渴,正在手无足措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桌上的马灯,心中顿时有了主意。他拿来一个长长的竹竿,把马灯绑好,不顾飒冷的风雨打湿衣襟,紧紧握住竹竿让马灯矗立在空中,虽然渺小,如豆的灯光却在空中彰显出耀眼的光芒。
正在水中苦苦挣扎许久,找不到方向的人们此时已经彻底绝望了,哭声喊声一片。有人眼尖,那个如隐若现的灯光就像一个航标灯立刻使人们鼓足了力量,大家都陆续朝着灯光奔去。一个多小时后,渔民屋子陆陆续续就聚集了本村四十多口人,大家相拥喜极而泣,总算逃出了鬼门关。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老鸦村孙氏兄弟俩也循着灯光逃了过来。大家浑身都被海水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四周都是潮水,只好都挤在屋子里,相互拥在一起取暖,劳累和饥饿使大家疲惫不堪,慢慢进入了梦乡。
新立村总共不足200口人,少了40多口人,村子里早就乱了套,哭的哭,喊的喊,可是夜黑风急、雨大潮高的天气又让人束手无策,只能烧香祷告凭天由命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村北不远处都是潮水,人们也见亲人归来,更是焦急万分。村里只好找了有经验的张俊德、尚守本两人带领大家,循着潮水退却,开始出门寻找。可是寻遍了周围,就是不见村里一个人的踪影。这时,又传来淹死人的消息,据刘永章回忆,有个叫月亮坝的村子一家就死了父子三人;还有义和庄死了很多学生。
这下,人们更害怕了,感到凶多吉少,到处哭声一片,有些老人开始做衣服,为亲人准备后事。村民张增祥豪爽倔强,他觉得这四十多口子的人不能说没就没,最起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自告奋勇,和另一位村民再次出门寻找,寻了半天结果依旧没寻到一个人。两人也认定人已经被海水卷走了,唉声叹气地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张增祥这时突然想起远处的渔屋子还没有去寻找,可是渔屋子周围已被海水淹没了,水有一人多深,所以没有人看过。他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顾水冷和危险,涉水到了渔屋子上。进屋一看,四十多口相互依靠在一起,鼾声如雷,睡得正香。两人一见,又气又恨,大喝一声:“你们还在这里睡觉,家里已经给你们准备后事了”!这时,人们才如梦初醒,不管水冷,拿起东西安全涉水回到了家。当然是皆大欢喜。
由此,每到农历四月初一这天,人们便焚香祷告,祈求吉祥安康。
村里的红白公事
结婚
男方选定黄道吉日后由媒人转达女方。结婚前一二日(必须是双日),男方送五色食物给女方(如鸡、鱼、酒、肉、蔬菜等,有的送米和面),名曰“下礼”,又称“催妆”。与此同时,不论春夏秋冬,男方必须给女方一套上轿棉衣,若在夏日,则将棉衣置轿内做坐垫。民国时期,趋向简单,有的只送衣料,置棉絮于轿内充当棉衣。结婚前一日,男方近族的大门贴喜联,傍晚,吹鼓手在大门前奏乐,叫“响门”。晚饭后,吹鼓手伴奏,新郎到全族长辈家叩拜,叫“拜门”。
结婚时,男方备两乘花轿,一红一绿。新郎乘红轿,鼓乐伴奏,由两位礼宾(叫“拿毡的”)陪同,去女方迎亲。女方长辈亲迎新郎入席,宴毕,在鼓乐声中为新郎披红戴花。同时,新娘头蒙红巾(叫“蒙头红”),足不履地(冬天也不准穿靴),以椅子抬入红轿,新郎换乘绿轿,吹吹打打,到男家举行婚礼。陪同新娘前往的有:男女送客各2人,压车压轿的儿童2人,赶车拉陪送、嫁妆的数人。花轿行程往返不得同路,行路人必须让路,即使达官贵族也不例外,因为结婚有“小登科”之称。花轿至男家门口落轿,新郎先进院坐椅子等候,新娘由女宾扶持,步红毡至庭院,与新郎拜天地后,揭头巾,面公婆,入洞房,喝合婚酒,吃饺子,即为“合卺”。晚上,女方送来酒菜,供喝“红酒”。“喝红酒”也叫“殃喜”“要火烧”,小叔子和下辈人都来戏耍殃闹,有的大岁人和长辈也来凑趣,此所谓“三日无大小”。此后,女方的眷属频频来男家“送饭”“圆饭”“会亲家”“随人情”“梳头”“填箱”“赠手巾”,男方的亲友都来祝贺,人来客往,笑语声声,大吵大嚷,向女家长“要火烧”殃喜,如此宴宾三日方告礼成。新娘于是日回娘家,一般在娘家住两日再回婆家,叫“回六”。如女方属第二次结婚,即大为从简,一不用花轿,二不用迎亲,只以马车迎接,叫“拉回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施后,都依法到政府领取结婚证书,但在农村仍需举行上述结婚仪式,只是改乘轿为骑马、骑(坐)自行车,近年又改为坐拖拉机、汽车。其他形式也大为从简,“蒙头红”自行取消。“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准贺喜,不准设宴,不准吹打,尔后恢复旧习,而且设宴益盛。70年代后期始,结婚前,男方必须备好家具,有的男方出钱女方购置。80年代逐步升级,由橱柜到沙发、缝纫机,又到家用电器,男方耗资由一千元到数千元。结婚彩礼,时兴“三转一提娄”,“三转”,即:自行车、缝纫机、座钟(挂表),“一提娄,”即:收音机;80年代是用拖拉机迎娶,并有吹鼓手相伴,待客三天,结婚彩礼,时兴现代电器、家具;自90年以后,用汽车迎娶盛行,并吹吹打打,把待客三天改为一天,结婚彩礼,时兴高档电器、家具。
旧时为老者治丧有“穷不可富葬,富不可穷埋”之说。富者厚棺砖坟,贫者薄棺土墓。老人死后,一般居丧2—3天。人一死,晚辈登高“叫魂”,借把死人唤醒之意,通告本族及乡亲。家人给死者换好衣服后,立即从炕上抬至临时支起的尸床上,叫“行到冷床上”,接着,孝子着孝衣到十字路口烧“倒头纸”,也叫“告庙”。入殓后,在室外结庐停柩,接受乡里亲友吊唁。晚上,孝子着孝衣,戴孝帽,穿白鞋,手拖“哀杖”(哭丧棒),到十字路口祭奠祈祷,叫“上庙”。第二天晚上烧纸糊车马和摇钱树,死者的长子登椅“指路”,亲属的晚辈前来辞灵。第三天出殡。亲友到齐后,给孝子“搭孝”。男孝子右肩斜披白布(由岳父家派人执行),女孝子头上白布裹尖(闺女由婆家派人,媳妇由娘家派人执行),订婚未结婚的男女孝子均由岳父家或婆家搭花孝,不分男女,一律将青蓝布披于肩上。请灵时,由死者长子或承重孙摔丧驾灵,找一前来吊唁的亲人拜“顶灵祭”,然后由乡亲众人抬往墓地。途中有亲友作“路祭”一至十几个不等,至墓地有至亲作“座祭”,女人死后娘家人拜墓祭。如有的至亲至友按礼应拜祭而丧主未点,则大为不快。拜祭有一定的格式,大体是请神、安神、上香、奠酒、拱揖、叩首。但花样很多,如果稍有差错,即被人耻笑。较流行的祭有“一担挑”“三六九”“十三太保”“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二十四拜”等,以“一担挑”“三六九”最简单,也最普及。有的穷人无钱出殡,即当日埋葬,丧事大为从简。富豪之家则多居丧7日,仿宫室格局,搭灵棚,挂挽幛,请宾相赞礼,广发讣告,收取赙仪,宴请亲友,奏哀乐,鸣炮举哀,并请社会贤达“点主”“辞土”,称“辞点丧局”。不论什么丧局,葬后每7日到坟前祭奠一次。直到“尽七”(70天)为止。子、媳素服白鞋,饬服3年,女2年,深居简出,以示居哀。侄、孙服期仅1年。建国后,“辞点丧局”和砖坟绝迹,服期自动缩短,一般子、女不超1年,侄、孙不过半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让穿白衣戴孝帽,不让用棺材,过后立即复旧。70年代提倡火葬,但丧葬仪式变化不大。把死者进行火化后装入棺材再入土,孝子摆酒席以谢亲朋村民。进入21世纪后,变化较大,在这期间本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程,充分听取了村民和有关知名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整个的执行情况接受村两委和村民的监督。红白理事会的宗旨是易风易俗、勤俭节约,为家庭、村民和谐创造条件。近几年来,把丧期改为一天,埋葬死者一律不用棺材,使用骨灰盒,不放随丧礼品;孝子不封白鞋、不穿孝衣;出殡不用吹鼓手、不烧车子,马、用大锅菜招待来宾,一切从俭。
果树园里“连理枝”
新立村李春峰、文行风夫妇,刻苦钻研科学技术,依靠科技发展林果种植,迅速脱贫致富,被乡亲们誉为“果树园里的连理枝”。1991年,他们经营的伯亩果园总产达3万多斤,纯收入2.4万元。
新立村地处沿海,耕地均系荒碱瘠薄的退海之地,且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棉产量极低,过去的新立人过着“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穷日子。自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党的富民政策象春风一样,吹到了新立村这个偏僻、贫穷的荒碱洼。于是,新立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踏上了各自的致富之路,有的置船下海,有的买羊放牧,李春峰夫妇则在乡农林站的支持下,于1985年春承包了乡40亩果园。
开始,他们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技术,任凭幼树风长,只是光长枝不见果。面对一地绿叶,他们夫妇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怎么办?就在这时,听说乡农林站要举办林果技术培训班,他们夫妇喜出望外,双双报名参加了学习。他们还购买了十几套科普读物,订阅了《山东科技报》《农村大众》《中国果树》等报刊杂志,一有空就坐下来一块钻研、探讨,干中学、学中干,边学边实践,树荫下、田埂边,留下了他们夫妇孜孜以求、勤奋钻研的身影。就这样,在乡农林站同志们的指导下,通过刻苦自学,他们很快较系统地掌握了施肥、喷药、剪枝、催花、采摘等果树栽培及管理技术。为了加强对果树的管理,他们离开村落和家庭,搬到了十几里以外的果园安营扎寨,架木为床,挖地为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创着自己的致富大业。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经过他们夫妇5年的精心培育,1990年,40亩苹果树全部开花结果,1991年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他们精心培育的红富士、小国光在1991年10月举行的全市果品评优活动中被评为优质果品。他们致富不忘国家,脱贫不忘乡亲,1991年向国家交纳特产税2300元,并于教师节之际将1000斤优质苹果赠送给新户中心小学的广大师生。
人物简介
窦洪金 1939年10出生,中共党员,195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1年牺牲与河南确山县,时任8187部队某部参谋。1971年11月8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窦建军 1966年出生,1984年10月入伍,1988年3月入党,大学学历。2002年8月转业到东营市工作。
王庆忠 1969年10出生,1987年10月入伍,1989年12月入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2年从部队团政委岗位转业到东营市工作。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党支部书记分别是:李朝祥、于吉俊、刘永章、盖景芝、张新国、范纯银、张建军、李树喜。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邓文胜、刘孟堂、尚守本、陈道章、于吉君、李公民、刘永章、于玉堂、盖景芝、李树森、张兰亭、赵金雨、张建军、李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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