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王屋子

　　1942年，惠民县人牛洪叶举家迁此定居，时隔不久沾化县丁家庄子人王宝三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离牛洪叶不远的地方也扎下了脚跟。辽阔的荒原中多出了两处种地的人家，因姓留名，人称牛王屋子。后，随着迁移来的人渐多，形成了南北两个小村，居南的称为南牛王，占北的称为北牛王。

　　据两个村的老人们回忆，建村之初，行政松散，自行农事，从合作社时期开始，两村属于一个行政村，但经济单独核算，直到1958年两村才分开，变成了两个行政村，一并归入太平区牛王乡。当时的牛王乡有7个小村（南北牛王、呈子圈、东兴、东合、马家、小燥），9个小队，北牛王属第8小队，南牛王属第9小队。后又归属刘0公社。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牛王屋子游离于太平区以外，和牛王乡或刘0小公社一并划归过沾化的河贵、农场，没过多久，复又回归，隶属于太平乡管辖。1994年河口区村名普查，昔日的牛王屋子仍然以两个行政村的形式、各以丁王（南牛王）、中义（北牛王）的名字正式确立。

　　丁王村

　　丁王村原名南牛王。1964年牛王屋子的牛姓已不复存在，多数住户是丁家庄子的王姓，故改村名丁王。丁王村沿用至今。

　　丁王村位于新户镇政府现办公楼西南20公里处，东临龙四路，北临中义村，西、南两侧与沾化县接壤。全村土地面积2200余亩，其中耕地面积1290亩。土质属沙碱性土壤，主要种植棉花、玉米、大豆、高粱等农作物。2014年，丁王村集体流转土地1290亩。2015年全村45户，124人。主要有王、李、薛、文、房、张、刘、郭、孙等姓氏，王姓分别由沾化县和太平乡迁入；李姓由沾化县下河乡迁入；薛姓由沾化县丁家村迁入；文姓分别由商河县和肥城县迁入；房姓由太平乡小八顷村迁入；张姓由沾化县齐0乡迁入；刘姓、孙姓由沾化县河贵乡迁入；郭姓由沾化县滨海乡迁入。村里人口不多，但来自省内不同的地区。

　　拔麦子

　　拔麦子是农业生产中的一种老活路。农民都知道割麦子很累，天气热，麦芒扎，弯腰劳作，十人九怵；而拔麦之苦更甚于割麦，不但有以上劳作之苦，还要增加勒手的伤痛，经受呼吸不畅和尘土蒙垢的苦痛。农人有“宁锄十趟地，不割一趟麦”的说法。

　　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在大集体的年代，无论是学生、家庭妇女，还是老弱病残，只要能干的动活的，他们都要干，不干活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和工钱，起码的生活会难以维持。那时没有收割机，麦子熟了全靠镰割手拔，而丁王的土地沙碱化程度高，用镰不好收割，整个麦季基本全是人工拔麦，常常手上拔出好多血泡，第二天就攥不上拳了。

　　每年的麦子成熟时，社员们准备好了（穿长袖褂子、长单裤、布鞋、帐底的袜子）一起去拔麦子。拔麦子也有一定的规律----三人一帮，中间的开趟，两边的扶趟。开趟的腰间扎着捆绳，齐腰深的麦子中，一头扎进去，弯腰、伸手、拔麦、摔麦，随着一个个动作的进行，尘土飞扬，不但摔得跟后扶趟人浑身都是土，连自己也裹挟在一团土雾里。开趟的每隔一定的距离，还要腰间抽绳、放绳、放麦，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的动作。就这样循环往复，人拔到那儿，尘土刮到那儿。扶趟的虽然没有带绳之麻烦，但也并不轻松，跟在开趟人后边，宁可吃土也须臾不敢脱离，免得被拉大距离再也跟不上趟了。

　　捆麦，有的是扶趟中的一人兼职，有的是有专人捆绑，这要视情况而定，由队长安排。

　　一趟拔到头了，拔麦人往往不管不顾首先往地上或一个土堆上一躺缓解着腰疼，可是，没有歇息一会，看看开趟的已经拔出很远了，赶紧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入列、弯腰、拔麦，急三火四地追上去。

　　拔麦子有讲究，一般不能飙趟，拔麦不是一天半天的活，需要经历过几天乃至十几天的劳作，一下子累着了，接下来就影响劳动了。扶趟的人要给开趟的人一点距离，不能跟的太紧，跟得太紧开趟的人会着急，也招致摔过来的尘土侵害；当然也不能被拉的太远，拉远了，在心理上先自输了一截，再去追赶就麻烦了。

　　拔麦很苦很累，一天下来往往累的腰酸腿疼，回到家都爬不到炕上去，很多老年人的腰腿疼毛病就是那时种下的。可是再累也要坚持，因为麦熟一晌，熟了的麦子不抓紧抢收，一旦沿上坏天气，那就麻烦了，吃生芽的麦子也不是不可能。

　　关于自行车的记忆

　　20世纪70年代，丁王村村民王庆军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车—他梦寐以求、日思夜想的凤凰牌自行车。自行车骑回家后，他围着车子左看右瞧，还蹲在车旁一边细细端详，一边用手不停的转动车轮，链条和车轮转动发出的声音，让他听着是那么悦耳那么美妙。这辆自行车不但是他家庭的第一辆自行车，也是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

　　丁王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离集市较远，动辄就是下步走，生活很不方便。村民视自行车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别看当时一辆自行车一百多块钱，但是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很少有农户能拿的出这么多钱，再说，既是有钱，也很难买到一辆新的自行车。当时物资奇缺，买什么都是凭票证，所以，一辆新出厂的自行车，农民买不起也买不到。在农村，有自行车的人家凤毛麟角。村街上，有谁骑着一辆车子经过，孩子们都是追着看稀奇，有那调皮的嫉妒的，还编出歌谣冲着骑车人大声唱着：两个轱辘一架梁，当中骑个武大郎，见了老子不下来，狗熊爪子摁铃铛。

　　一如歌谣所唱，老式的自行车就是这么一种结构：两个轱辘、一个车架，车架上分别安装一个车把、一个车座，大零件仅此而已。就是这么简单的构造，在当时却是一种紧缺商品。从第一辆自行车出现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自行车的款型样式差不多一样。当时学骑自行车都是从后边骗腿上去，因为座子前边有车梁限制，那时根本没有弯梁的或没梁的那种。

　　据73岁的村民王长泽介绍，自行车才过来的时候，不叫自行车，叫洋车子，解放后咱们国家一穷二白，这么简单的玩意也造不出来，是从外国传过来的。当年新淤地上行走的车子，外型上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通的本地车子，一种是当地人叫做的河西车子。河西车子车身长，车架坚固，前轮盘较小，没有后撑，停住的时候，多用一根木棍撑起来。这种车子载重量大，能抗风，适宜于长距离骑行。骑车人身子前倾，几乎趴在车把上，脚下紧蹬慢转，靠时间赶路。这种车子徒骇河以西地区普遍流行，尤其无棣阳信一带，那儿的人习惯做买卖，有的能载千多斤的豆子或食盐，远行千里挣钱养家糊口。

　　王长泽说，当地人骑行的普通车子，从构造上也有两种，一种是大轮的，一种是小轮的。大轮的车子看上去笨重，车轮不能倒转，像有名的老式国防、大金鹿等；小轮的车子轻便，车轮能倒转，像飞鸽牌、永久牌的等。不过，人们还是看好大轮的，当时道路难走，买车子也不光是为了行路，也担负着运输，载人载粮食都行，大轮的车后座宽大，这种车子也结实，载上百儿八十斤的重量，骑上去稳稳当当，很适宜农村人过日子用。

　　不过，大轮车子也有它的短处，笨拙，不够灵活。尤其矮个子的人骑。有一个笑话说出了车子的缺陷，也不知是哪个村的，骑车人是个小个子男人，骑车赶集，不小心撞到一个高大女人的裆里，幸亏车子行的很慢，女人已经双手抓住了前车轱辘，可是男人仍然不下来，仍然用力往前蹬，女人不高兴了，说，还蹬还蹬。男人慌乱中一下跳了下来，红着脸说，我得蹬下这一圈来。女人说，等你蹬下这一圈来，就把我真的压在底下了。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大轮车子不能倒转，蹬到中间人不好下来，尤其是个子矮小的人就更不容易下来了。

　　尽管这种大轮车子有不足之处，但人们还是喜爱它。那些年它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无法替代。赶集上店用它；买卖货物用它；就连婚丧嫁娶都用到它。村里谁家的小子娶媳妇，掂对的首先是用谁家的车子？谁做骑手？比现在找几辆宝马、奥迪都费劲。

　　王长泽老人说的河西车子世面上没有了，那种人们喜爱的只能往前不能倒转的大轮车子也很少见了，自行车运输的时代已经过去，简单轻便成为人们的时尚，改革开放后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自行车。近几年，路上行走的自行车也少了，各种各样的电动车，以及各种价位款型的小轿车甚嚣尘上，成了人们出行的主流工具。自行车渐行渐远，差不多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除了有的人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工具外，基本不再骑它了。

　　新世纪之初，丁王村村民王庆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小轿车开回家的时候，他和当年骑回新买的自行车一样，爱不释手地围着看啊转啊，心情激动澎湃。社会在发展，国家在变化，农村小院里也在悄然上演着一出由旧变新的生活大剧。自行车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差不多已经退出了人们生活的舞台，成为留在人们心里的永远的一种念想。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

　　王树功、王长泽、鲍世昌（挂职）、王庆山。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

　　村公所村长柴占舟、郭景三；生产大队长王树功、王长泽；革委会主任王长泽；生产大队长王英君；管委会主任王英君；村委会主任王英君、王长杰、王庆山。

　　中义村

　　中义村早年间叫北牛王。1958年建生产大队时，另改名为中义村。中义村现位于新户镇现办公楼西南8.5公里处，全村耕地1000亩。全村总户数55户，总人口189人，其中男性110人，女性79人。2013年12月份，全村1837亩土地流转给神州澳亚集团，每年人均增收4千元左右。

　　中义村地处偏远，地广人稀，原来交通不便。历史上该村以传统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棉花、高粱、小麦、大豆、玉米等作物。后来随着土地碱化严重，可耕种土地逐年减少，改革开放后，尤其划归河口区管辖之后，随着几次大的农业开发，耕地不但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土质也逐年变好。土壮民富。有了土地作保障，中义村才由穷变富、逐渐发展起来。

　　天下第一粮——高粱

　　说起高粱，村里的老人们来了兴致。82岁的张克云老人说，别看现在种高粱的少了，可是在早新淤地上到处都是高粱，高的矮的红的白的一片连着一片，高粱是黄河口的主产粮食，来荒洼混穷的人家首选的种植作物就是高粱。

　　网上搜索可以得知：高粱，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秆较粗壮，直立，基部节上具支撑根。叶鞘无毛或稍有白粉；叶舌硬膜质，先端圆，边缘有纤毛。 性喜温暖，抗旱耐涝。按性状及用途可分为食用高粱、糖用高粱、帚用高粱等类。中国栽培较广，以东北各地为最多。食用高粱谷粒供食用、酿酒。糖用高粱的秆可制糖浆或生食；帚用高粱的穗可制笤帚或炊帚；嫩叶阴干青贮，或晒干后可作饲料；颖果能入药，能燥湿祛痰，宁心安神。属于经济作物。

　　听张克云老人介绍，高粱这作物，在所有谷物中是最易种的一种，既不娇贵也不低贱，地肥地瘦都能种植，落地生根，无需刻意种植。深受农民们的喜爱。不像小麦、大豆、玉米一样各有偏好，小麦须得地力肥沃，大肥大水，对温度湿度要求也严格；大豆怕旱怕涝怕草吃怕耩后大雨浸，弄不好就翻二茬，花本钱也大；玉米用工多，嫌贫爱富，不是好地不打粮。而高粱却不，地质好坏、地力肥薄都能生长，一旦扎下根须，旱也罢、涝也吧，都能或多或少长出粮食。

　　清明蜀黍谷雨花。“蜀黍”就是高粱的别称。这句农谚是说高粱播种的季节。高粱播种较早，清明之后乍暖还寒，高粱就可以下种了，东北地区有顶凌下种之说，黄河入海口的新淤地上虽说没有那么早，但可以选在众物播种之前。

　　其实，高粱适宜播种时间没有谚语说的那么严格，可早可晚，清明可以、谷雨可以，只要没到芒种都可以。它不与其他作物争抢时间，礼让三先，忙完了其他的再来忙活它，它照样生长。

　　高粱种子下地，只要不是很旱，它就扎根发芽。如果土壤环境不适应，它就静静地呆在那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义无返顾地膨胀、扎根、发芽。它不像别的种子，几天不发芽就烂种了、煲蛋了。它一旦扎下根来、发出芽来，它的生命力就表现的异常顽强，什么力量也很难摧毁它。不过它的苗期很弱，柔柔的、黄黄的、嫩嫩的，草根底下、坷垃缝里，忽隐忽现，不仔细分辨很难找到它的影子。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它像营养不良的孩子，始终处于面黄肌瘦的阶段。黄河入海口，春天多风，日复一日，一场场干裂的风刮得人皮皱唇裂，沙土里、风口处，早生的草茎菜苗死去了，那些柔弱的高粱苗也裸露了出来，但，它们劲风里毫不屈服，一线细长的根茎摇来摇去，支撑着生命与命运抗争。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这句农谚就是针对高粱说的。从三月到五月，可以说这是高粱生长的逆境，风吹日晒，它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匍匐在地皮上。这时农人们开始剜苗子，用拉锄或扒锄把多余的高粱苗剔除，把留下来的苗子用锄头把根须扒拉出来，有的只剩下了一根根须，让人看着担心。农人谓之“晒根”。此时正是麦黄五月天，天旱无雨，高粱就这样在毒日头的暴晒之下炼狱般地受着煎熬。草们却在疯长，它们的根系深厚。高粱苗像个受到同伴欺侮的弱童，卑微地不敢张扬地躲在它们的身后。

　　雨季到了，一场透地大雨下了个淋漓尽致，东倒西歪的高粱苗像受到指令一般，齐刷刷昂起头颅，打起精神，迅速往上蹿起。它们受压抑的时间太长了，压力太大了，不如此不足以施展自己生命的抱负。没有几天，根须伸展，苗青苗壮，远远地把欺侮它们的草菜拉在了下边。高粱齐腰了，高粱没人了，一场大雨又至，这时钻进高粱地里，能清楚地听到高粱拔节的声音。

　　就这样，高粱一路经风沐雨，走过春夏秋季节，终于走成了一把胜利的火炬。高粱晒米的时候，它的样子很好看：脸一天天红起来，头一天天低下去，像个腼腆的大姑娘，羞涩地低眉垂目。风轻云淡，它就那样充实着自己，让人不敢多瞅它一眼，生怕把它看羞了，只有风来了，不管不顾撩开她的面纱，抚摸它的面容，一次次和它开着玩笑。

　　张克云老人说，高粱不但不怕春旱，它也不怕草多菜众，只要它出人头地露出头来，什么菜啊、草啊，统统不再长了。所以它是灭荒的好庄稼。农人们就是用它来灭荒的。一把高粱米，点种一片地，没有多少本钱，出来苗，人工帮着锄一遍，好了，草再也长不起来了。高粱就像一个从小到大的人生，它活得简单、干脆、直接，不用人多少操心劳累，也没有多少需求，就长成了一片风景，长成一穗籽粒饱满的果实，所以，初来乍到黄河口开荒种地的人，第一个喜欢的就是它。

　　高粱熟了，那笑容不但绽放在高粱的脸上，也笑在农人的心里。农人们一边说笑着，一边用一种特制的袖珍刀片，轻轻地把它从高粱桔上扦下来，那动作熟练而轻柔，不经意间瓜熟蒂落穗子就随着手的转动脱落下来，像母亲牵手孩子回家一样随便、自如。

　　张克云老人说，高粱遍身是宝，还没熟透呢，早就有那缺粮的家庭，从地里割来，用细的木棍抽了，下锅煮高粱米饭吃。新鲜的高粱米既顶饥又好吃。成熟的高粱磨成面粉，蒸窝头、贴饼子都成，远比棒子面要好吃。尤其用它磨成糊糊摊煎饼，那才叫美吃呢！高粱还能制酒，红高粱酒都上电视了。高粱秫秸作用很大，可以用它盖房屋扎障子，还可以破成糜子用来编制炕席等一些生活用品。早先搭建房屋离不开秫秸，把它勒成秫秸箔或捆绑成捆，平铺在屋顶之上，既坚固又能防寒防晒。如果单纯种来卖钱的话，秸秆恰好是高粱头的价格，旗鼓相当。秫秸叶可以做牲畜的饲料，青的干的都能用来喂牲畜。就是高粱打包抽穗时那些没孕育成型的乌米，也是一种好的食物。乌米是一种生长在农作物顶部的真菌，颜色多为灰黑色，幼嫩可食用，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也高。采摘下来的乌米，把外皮拨开即可食用。现在的老人们小的时候，都钻过高粱地，寻找过乌米吃。

　　张克云老人的回忆，像一杯纯正的高粱美酒，不但他自己陶醉在高粱地里，也让听他讲述的人眼前出现了美好的幻境，那连天蔽日的红高粱摇曳生姿、如霞似火，红遍了整个黄河口……

　　印模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八九岁的时候，家乡小朋友中流行着一种陶制的玩具，这种玩具是用胶泥在灶膛里自己烧制成的，呈黑红色，单面有图案，图案画面大都是凹下去的。小伙伴们把这东西叫做“印模儿”，因为上面有人物等图案的原因，所以也有叫它“人模儿”的。

　　印模儿是从走街串巷的货郎那里用废旧物品换来的，什么旧衣服，动物的杂骨，碎玻璃等都可以换。每当听到货郎的鼓声，孩子们便飞快地围上去，其中，印模儿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商品。

　　在小伙伴们的心中，印模儿是非常金贵的，因为印模儿是他们最喜欢的玩具之一，有时连睡觉都要拿在手中。小伙伴们每个人都有几个十几个，多的达上百个。谁的印模儿多，而且图案好看，谁就会得到大家的尊重，也就成了娃娃领袖。印模儿画面的表现题材，基本上都是一些简单的十二生肖图案，也有少量的刀枪图案，还有民间故事人物如刘、关、张；也有很少一部分表现植物、大山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印模儿，有圆有方，也有菱形的。

　　印模儿的玩法很有意思：首先要找来有粘度的红胶泥土，太干了不行，干了要加入些水打熟，揉搓至软硬适中，如同包饺子面差不多，然后根据印模儿大小，制成剂子，把胶泥擀成饺子皮大小，覆在印模上，嘴里叨一根马尾（或细线），沿着人模儿的砖边划一圈儿，便"克隆"出一个新的印模儿。只不过克隆出的新印模儿是个反相。这个‘创造'过程，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实在是太让人激动了。有的村耕地都是沙壤土，这沙壤土的特点是太散，制不成泥胚，要想找到好的胶泥是要费很大功夫和周折的，须得到生产队挖过的地窖里去找，地窖深处有一层红红的淤泥，跳进去，用小刀或干硬的树枝一点点往外弄。自己村没有就到附近村里去找。有的村曾经发生过因挖淤泥而地窖塌方致孩子死亡事故，可见印模儿对孩子们的诱惑力是多么大啊！

　　等到将这些克隆出的印模儿凉干，自然就要想办法将它们烧制成陶模儿。烧制，多是在自己家的灶膛里完成。为了烧制自己的印模儿，对平时极不乐意干的烧火拉风箱也来了兴趣。不知道是胶泥还是火候的原因，烧制出的印模儿多不称心如意，不是被烧的裂开个大口子，就是被烧的七零八落，这便成了那时心中很大的遗憾。

　　对于男孩的这些玩艺儿，大人们是不支持的，理由很简单，耽误学业和干家务。好一点的家长会把印模儿没收或藏起来，而有的家长，干脆摔碎了事。

　　印模儿这东西是谁首先刻制的？是在哪里烧造的？怎么流行开来的？为什么后来突然消失了？很难说得清。每当村口拨浪鼓一响，走街窜巷的小货郎来了，伙伴们立马从家里拿来头发、旧鞋或是破铜烂铁，聚拢过来，往往围了很大一群。吵吵嚷嚷、挑挑拣拣地选着自己看好的印模儿。之后几天，小伙伴们从地窖里、洼地里挖来胶土，在坑塘边和成胶泥，找个石门墩将泥摔熟，便开始相互交换着印模儿开始印制，什么飞机、坦克，什么西游记封神榜上的人物都有。

　　现在印模儿已经不见了，孩子们再不玩那种低级廉价的玩意儿，印模儿成了老年朋友记忆存储中的一件老古董，偶尔翻找出来晒一晒，童年的乐趣也便找回来了。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

　　刘云泽、张德胜、张克明、牟新华、刘新堂。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

　　村公所村长刘同兴、柴占舟、王花兰；农业社社长王本干；生产大队长张清文、孙志德、刘云泽；革委会主任柴占舟、李化俊；生产大队长刘云泽；管委会主任张德胜；村委会主任张洪修、李化俊、刘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