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台子村位于新户镇政府驻地西南3.5公里处，南北长约1公里，北临三义村，南临友谊村，东临太平村，西临东华干。全村区域面积1160亩，其中耕地面积615亩，土质大部分属红粘碱性土壤，少部分属沙碱性土壤，主要种植棉花、小麦、玉米、大豆、高梁等农作物。

　　2015年，全村93户，234人。主要有郭、张、王、李、丁、杨、边、朱、邱、梁、花、周、赵等姓氏。其中，郭、张、王、李、丁、杨、边、花、周、赵姓由沾化县富国、泊头、冯家等地迁入，邱、梁姓由无棣县迁入，朱姓由阳信县迁入。

　　北台子的前世今生

　　北台子村地处退海之地。1930年沾化县刚家村王吉迁此立村，人称王吉屋子。后因村南（今友谊村以西）和村南端各有一土台子，村南土台子称南台子，村南端土台子称北台子，故取名北台子村至今。

　　1952年，北台子村隶属沾化县第七区永合乡管辖，永合乡公所设于驴头村（今友谊村）。1957年撤区并乡，北台子村隶属沾化县东华乡管辖。 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村随之改为大队。同年9月，沾化县在今河口境内建立太平、郭局等4个人民公社，北台子大队隶属太平人民公社。1963年2月，撤大公社改建为区，下设小公社，北台子大队隶属沾化县太平区东华人民公社管辖。1968年5月，撤区并小公社，北台子大队隶属沾化县新户人民公社。1982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东营市，1983年9月，原沾化县的义和、四扣、太平、新户4个人民公社划属东营市。1983年10月，东营市成立，北台子大队随新户公社划归东营市河口区，河口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新户人民公社暂由利津县代管。1984年7月，河口区完成撤社建乡工作，原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为村。北台子村隶属新户乡。1984年8月，利津县将代管乡镇交接河口区，北台子村隶属河口区新户乡。2010年5月，新户乡与太平乡合并成立新户镇，北台子村隶属河口区新户镇。

　　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

    

　　建村初期，北台子村村民靠搭窝棚、挖地屋子、扎篱笆屋居住。生产条件极差，缺乏生产工具、牲畜，村民主要靠镐刨、锨撅开垦荒地，种植高梁、大豆等农作物为生。缺乏水源，生活靠挖坑塘淋水取用，靠天吃饭，遇到灾荒年，村民只能挖野菜、采集野禾种子充饥，或外出流浪乞讨。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从1951年到1958年七年时间里，该村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

　　互助组  1951年冬到1952年春，该村农民为解决劳动力、畜力困难，自愿联合几户、三五户不等组成季节性换工变工的临时互助组，或是常年固定换工变工的常年互助组。

　　初级社  1954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各种互助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入社的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土地、农具、牲畜一律作价入股分红，实行按劳分配，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作物种植实行统一规划。1954年冬到1955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迅速。1955年9月28日（农历8月13日），该村由村民张勋祥发起带领张相平、张胜元、王同祥、王同德、郭富礼、董连峰、马胜林、朱宝恒、邱洪岐、李先峰、张学忠等13户农民率先入社，并推选张勋祥担任社长，张庆全（张相平之子）担任会计。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分社统一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其他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劳动报酬，产品由社统一支配。初级社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在社的统一计划下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部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

　　 高级社  1956年由初级社发展而成，规模较初级社大。1956年初，由初级社先行试点向高级社过渡，1956年春，掀起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高潮。1956年冬，由北台子村、太平村、驴头村（今友谊村）、四顷二村、七扣村（今新华村）联合成立永合高级合作社（简称永合社），社址设于驴头村村南头路东首户（张振东大院），由张勋祥（北台子）任社长，朱宝恒任会计，到年末，该村大部分社员自愿加入高级社。将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由高级社相继转化的，1958年，该村将高级社进一步发展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生产管理体制的制约“大锅饭”的弊端，农田耕作完全靠畜力和人力，加之，1959——1961年连续遭受3年生活困难期，1959年9月，遭受冰雹袭击，冰雹个大如鸡蛋，北台子村所有农作物、树木全部被砸，秋季作物绝产。1964年又遭受特大海潮袭击，北台子村大部分土地被潮水淹没，农田严重碱化，土地产出率极低，村民生活非常拮据，始终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1958年5月，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开始将小社并为大社。1958年9月，按照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高级合作社合并，永合高级合作社改称永合生产大队，下设6个生产队，七扣（今新华村）为第一生产队，四顷二为第二、三生产队，太平村为第四生产队，驴头（今友谊村）为第五生产队，北台子为第六生产队。永合生产大队划归太平人民公社。1963年2月，东华人民公社成立，原有5个村组成的永合生产大队撤销，成立北台子生产大队，隶属东华人民公社管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把基层政权组织同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为一体，既担负经济职能，又担负政权职能，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所有，分配上搞“一大二公”，对生产队的财产实行“一平二调”(集体收益平均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无偿调拨)政策；在生产上进行“大兵团作战”；在生活上实行集体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按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社员积极投身到“大跃进”运动中去。随之，开展“大跃进”运动，在社会上流传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业生产追求高指标，推行“生活集体化”，即社员集体吃大食堂。10月，响应上级号召，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各家各户将大小炊事用锅一律砸碎上缴，集中回炉炼铁。

　　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农民的生产情绪受到严重挫伤，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干部、群众饱尝了“左”的错误的苦果。1962年按照上级指示，停办食堂，调整公社体制，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永合生产大队随之撤销，各村分别成立生产大队。北台子村成立北台子生产大队，下设2个生产队，即第一、第二生产队。由张勋祥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玉荣担任生产大队长。主要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实行工分制度。生产队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独立核算，年终按劳分配，口粮按“人七劳三”(分配物品总量的70％按人头平分，30％按劳动工分分配)，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中，搞“政治挂帅”，割“资本主义尾巴”，批物质刺激，没收农民的自留地，禁止农民经营家庭副业，搞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员出工不出力，混天熬日头，农村经济徘徊不前。遇到灾荒年，生产队每年人均粮食不到百斤，每个工值仅8分钱。收入最高的年份人均粮食360斤，每个工值8角钱。农民长年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紧巴日子，大部分社员穿粗布衣服，有的几年都换不上一身新衣裳。1966年至1976年，该村农民住房没有一间瓦房，粮食亩产平均二三百斤，人均收入不足百元，过着“花钱靠救济，吃饭靠供应”的穷日子，

　　1965年冬——1966年，太平区组织全区男女劳力集中会战，对农田进行大面积开发改造，北台子村的土地被列入会战区，大部分农田被改造成条田，提高了抗旱排涝能力，粮食产量逐步提高。

　　1976年，新户公社集中大搞农田水利会战，北台子村农田被列入其中，大部分农田实现沟、渠、路、林配套，大大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解决农田灌溉问题，新户公社在北台子村以西靠近东华干西侧组织人工开挖了一座占地面积300多亩的胜天水库，占用北台子村土地230多亩。后因水库水质问题（蓄水后盐份过高，不能灌溉农田）始终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76年，成立了北台子大队林业队，随之，掀起植树造林、植桑养蚕热潮。为增加农民收入，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大力发展养羊、养兔等家庭副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该村农田实行集体耕播，按人分田到户管理，除上交规定的公粮外，剩余部分归农户支配。放弃了多年来“人七劳三”的分配原则，扭转了挣工分时期“出工不出力”的局面，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种田的积极性，1981年该村全面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牲畜、农具作价归户所有，于是，养牛热潮迅速兴起。村民主动学习新的科学知识，选用新良种，改革农田耕作和农作物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棉花生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迅速提高。

　　1996年，新户乡投资动用机械将马新河以西万亩农田进行连片开发，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级政府加大对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大部分低产田、撂荒地都被开发成为旱能浇、涝能排的良田。北台子村的大部分土地浇上了黄河水，农田耕种全部实现机械化，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状况，粮食产量成倍增长，村周围、农户房前屋后过去那零星不毛之地，如今长出绿油油的农作物，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大幅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像那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

　　惹人喜爱的庭院枣树

　　在北台子村农家的院子里，生长着一棵棵又粗又壮的大枣树。最早的枣树与村子同龄，已有80多年的历史。农家的枣树很普通，它不像其它树那样高贵，但村民仍喜爱它。因为它朴实无华，因为它无私奉献。　　枣树树干大多数弯弯曲曲，既没有松柏那么高大威猛，也没有白杨树那么高耸入云、挺拔伟岸，更没有向日葵那盈盈笑脸。它那粗燥的皮，如同老人的脸，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一年四季从无变化、难看无比，尖而长的刺长满枝条，就像刺猬一样，让人不敢靠近。　　然而就是这样一棵棵大枣树，也是有它美丽的一面的。阳春三月，百花吐艳，柳暗花明，大地复苏。可枣树还在睡大觉，只有春天快走时，它才恋恋不舍的起床。在春末夏初时，枣树那光秃秃的树枝上长满了嫩绿的小芽，几星期过去了，小芽变成了翠绿的叶子，枣树的叶子很可爱，嫩绿的颜色，椭圆的形状，就像一颗颗闪着光芒的绿宝石，小鸟们在树上唱着清脆动听的歌儿，蝴蝶和蜜蜂都在树下翩翩起舞，远看枣树，就像一片绿云，在地平线上飘浮着，真是可爱。　　盛夏时节，枣树长满了绿叶，叶子之间藏着米粒大小的枣花。枣花虽小，但香味扑鼻，时不时引来蜂蝶问候，嫩黄色的枣花和嫩绿色的叶子在一起，不仔细看还分不出来呢！朵朵小花落下，仿佛小姑娘在顽皮地舞蹈。小花落尽之后，枣树逐渐结出一个个小青枣。一开始，枣还只是一个个小圆点，它天天地长，天天地变，渐渐变成了一个个青青的“小灯笼”。秋天，枣树更引人注目。那布满“武器“的枝叶间，长着的一个个“小灯笼”，有的太心急，已经长得又红又大：有的枣儿不紧不慢，依然披着青红色的“衣服”。顺手摘下一个，又大又甜，真好吃。又过了好多天，“小灯笼”由青变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灯笼。当枣树把一树的硕果奉献给人们后，寒冬便来临了。刺骨的寒风吹落了它的叶子，可它依然挺立着。　　枣不但好吃，而且全身是宝。生枣开胃，煮熟的枣可以补养身子，枣核也是中药中常见的药材。枣儿的用途很大，可以酿酒，可以滋补，还可以将枣做成枣泥做月饼馅……因为枣树的默默无闻，所以北台子人都爱家乡的枣树！

　　曲折的村中道路

　　在20世纪70年代，村里是没有柏油路的，有的都是硬邦邦结实的土路。土路遍布各处，方便了人们的交通，默默地奉献着它们的身躯。

　　土路在乡村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也是最任劳任怨的。勤劳忙碌的村民们每天都行走在它们身上，去田里，去割草，去放羊。有时会有一辆牛车或驴车慢悠悠的行驶在它们身上，去拉草，去载粮，去运肥。有时又会有一群羊或是几只狗奔跑在它们身上，去吃草，去饮水，去玩闹。土路不分日夜地工作着，安安静静的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过，有时它也会受伤，变得面目全非。一到下雨的时候，是土路最艰难的时候。在晴朗天气光滑结实的土路，一遇到雨水却变得又松又软。一场大雨过后，路面上积累了一滩滩黄色浑浊的水坑，夹杂着一条条、一道道车走过后的痕迹和一个个深深的脚印，嵌在松软的烂泥中，变得又滑又粘。那一条条、一个个脚印就像是土路的伤疤，使土路变得很难行走，也许这就是土路逐渐消失的原因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发达，村子里的主要道路都变成了柏油路。柏油路比土路更结实、更耐用，不仅看着平整美观，也更加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土路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可土路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还是昨天。只可惜，土路早已不在了，再也不能像儿时一样在大雨过后，蹲在土路上的水坑旁和稀泥玩了，但土路所带来的快乐却是永恒的，在曾经悠长的岁月里，土路为村里做了不知道多少贡献。其实土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面貌罢了，它还是一如既往的做着它的工作。是它，为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了发展，它一直都是沉默的，无私的奉献着，它为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村民们所做的，将永远留在脚下。

　　我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里是一个海边的乡村，有风，微风过来，带来的是芬芳的泥土的气息跟淡淡的海水的味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农村和城市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道路。城里的大街上，大多是平光光的马路。农村的马拉大车走在上面，也显得格外顺畅。在农村，乡间土路总是以沉默的方式，安静地躺在村庄与村庄之间，它蜿蜒瘦长的身体，是乡村一道淳朴而真实的风景，乡间土路，是印在我们有关乡村的特别记忆。那时的农村的土路，曲曲弯弯，凹凸不平。土路中间都有两道车辙，车辙轧得很深，赶车的把式，就叫它“车道沟”。大概从秦始皇发布“车同轨”的号令之后，这车辄的宽度，都是一样的，无论走多远，车轱辘顺着车道沟里走，都不会离开车辙。这样的车辙，没人知道它存在论多少年代？我估计大概有两千多年吧。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故乡的土路，实在是糟糕透了。一是特窄。除了中间的车道沟，人能走的就是车辙两边的土埂子，窄的路段，不足半米，人的两只脚，一个人走在上面还算勉强，要是一对情侣并肩而行，那可就要歪歪斜斜地磕磕碰碰了。一不留神就会踏进车道沟里，或崴了脚，或摔个跟头，要是骑着自行车走在上面，也要有一定的技术。小汽车到此，简直就是望路兴叹，寸步难行。有句俗语说：“路上道直，人不走。”说的很对，直到今天，也跟难见到那条道路真正的笔直。特别是农村的土路，弯子总是绕的七扭八歪，多绕几个圈圈，成了“弯弯绕”，也很常见，值不得大惊小怪。最恼人的是高低不平。虽然在家乡的地面，连个山包子都没有，都是平平坦坦，一马平川。可路上要经过一些沙坨子，土岗子、坟圈子、树林子、水洼子。这可都是非绕不可的障碍。到了这些地方，上坡难，下坡也难。上坡时，赶车的把式，要抖擞精神，甩起拴着红缨的大鞭子。不停地大声吆喝着，大车才能吱吱扭扭地趴上坡去。下坡时，车把式要紧拉缰绳，搞不好，车子顶上了马屁股，马要是惊了，可就不得了。过去，有一部叫《青松岭》的电影，说的就是这个情景。无论上坡下坡，人坐在车上，总是担惊受怕的。身体被颠簸得左摇右晃，时而发出一阵阵惊叫声，也是很常见的事。那时的土路，实在是弊端种种，不敢恭维呀！　乡村土路最怕夏天的大雨，土路没有路基，有时比两旁的庄稼地还要低。一旦赶上连阴雨，土路就成了泥泞一片。要是大车走进去，那就真是寸步难行了。人走进去，两只脚也会陷进车道沟里，难以自拔。要让大水把土路冲垮了，那可真的麻烦了。村民们自动行动起来，就得凭着自发的“团队精神”，要花费好一番力气，经过十天半月的努力，才能把道路修通，这样的记忆，在我心中经久不衰，简直不堪回首，是我至今难忘。　

　　如若和城里的柏油马路相比，故乡的土路确实有太多的缺憾与不足。但在那个历史时期，它可是农家绝对不可缺少的彩带宝物。他给我留下了恁多美好的记忆，尽管今日的农村再也难得寻觅到他的身影，但他在我心中，它的不凡气度和贡献，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重演，至今难以驱除。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原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的路，也确实是前辈几代几十代的乡民用脚掌走出来的。这弯曲的乡间土路分明代表着古代传承下来的乡村文化，他可不像当今的高速公路那样，为了路面直溜，横冲直撞，无所顾忌，不算成本，不计后果。而乡村土路似乎有着慈善家的温情，它特别珍惜人类的劳动成果，文明成果。碰到庄稼地，绕着过去，碰到田园，树木，也一样绕过去。农村的路，对土地上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地谨慎、敬畏、爱惜和呵护。他们把土地称之为“土地爷”，路边经常看到，一米多高，专门供奉土地的“土地庙”呢！尽量的绕来绕去，宁可爬上高坡，穿过荒草滩，也要绕过一棵树，一片菜地，一湾水塘……表达了我的乡民们对待天地万物的一种尊重。不去强行通过，更不去践踏，尽管绕得弯弯曲曲，就在它的弯曲中，保留了多少难以再生的土地。

　　我住进城里数十年了，也许住惯了、每天出门走的都是平坦的柏油路。汽车轮子一转，就把我送到要去的地方。脚板接触不到泥土，身子就接不上地气，人的心就发虚、发软，身体也变得懒散了。记得杜甫曾在诗中发出：“丞相祠堂何处寻？”的疑问。我也有家乡土路何处找？的困惑。近些年，道路发展太快，从河口城区往外走几十里，满是硬硬的路面，想看看原来的“车道沟”，也许就像是今天到和田去找“和田玉”一样的罕见了。

　　我的故乡在偏远的新户镇北台子村，据考察，北台子村原来是一望无际的渤海弯畔，黄河决口之后，这里便成了一片新於地，不知何年何月，水洼子里渐渐有了几户人家，后来就有了我那不足百十户人家的故乡。 家乡的路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以自己独特风格，固执地坚守着乡村的土地，毫迈地呈现在我的视野里，回想到当年土路繁忙热闹的情景：春天，一辆辆牛车、马车、小推车，往田野里送粪；夏天，土路上走过来的，是光着脚板，下地插秧的青年男女；秋天，装满小山包一样的高梁、谷子、棉花柴的大车，伴随着：”嘚儿驾”的吆喝声，轰轰隆隆地从土路上走过。冬天的车马，也要走过土路赶集，卖了粮食、棉花，买回粗布和农具，也会舍得花点钱，割几斤肉，买两瓶烧酒……，记得在那个时代，尽管生活艰苦，土路坎坷，也会时时听到欢声笑语。那是发自内心的丰收的喜悦，特别是没有实行合作化之前，收货单全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怎会不乐呵呵、喜洋洋乐滋滋的呢？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今日这些难得的难忘的回忆。时过境迁，时光流转，光洁开阔的柏油路已经把更多的村庄连在了一起，也把土路扫荡的几乎绝迹。若不是下心思寻找，能见到土路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了。　

　　如今的乡村文化早已有了新的理念。我看到新修的公路，几乎通向每一个村落，甚至每一户农家。我个人认为，公路代表了现代人在大地上行走的快捷，但也不能一笔抹杀这，匍匐在田野里蜿蜒曲折的乡间土路上代表的一个时代的文明。有人说：“城市坚硬的柏油路，皮鞋敲击路面生硬的咔咔声，终日搅乱了我的心思。只有回到乡村，走上土路，心灵便找到了慰藉，”我走在乡村土上，也显得这土路的确朴实可爱，也让我感到农家生活的真实和生动。如今，我的乡亲们正在加快步伐，走向现代化，各种型号的小汽车，甚至价值不菲高级轿车，也能够在乡间公路上穿行。

　　农村逐渐走向城市化的步伐，其势头绝对是不可阻挡的，乡间土路的消亡，也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土路已经少见了，但农家的朴素的生活依然在传承着。“城中桃李愁风雨，纯在气头荠菜花”。乡间阡陌纵横的公路网，也正在仿佛编织着一幅幅春天的图画，自然也正演绎着振奋人心的“春天的故事”，听，远处传来嘹亮动听的歌声，原来唱的就是《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呀。

    

　　弯弯的村东小河

    北台子村东有一条河沟弯弯曲曲由南头到村北头绕行向西穿过，它连接着从村南头到北头的大小4个坑塘，其中最大的坑塘属中间哪个了。弯弯的小河属黄河流域自然形成的河沟，经受多年的潮汐和黄河水冲涮，是六十年代之前家乡唯一一条小河。她上连黄河，下通渤海。从我家的屋后经过，哼着优美的旋律，唱着动听的歌谣，环绕西去。小河以西，一座座土坯房，一家挨一家，住着我的父老乡亲。是我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

　　弯弯的小河，有着北台子人童年美好的记忆。小河弯弯没有一丝一缕的雕饰，她就那么自自然然流淌着，从古流到今。她没有长江那样的气魄，也没有黄河那样的雄伟，但小河却很美，像一个出身乡村的小家碧玉，水清清，河弯弯，守望着土地，缠绕着村庄，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她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你，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弯弯的小河沟，是故乡的母亲，养育世世代代的故乡人，故乡人走出家门，远离故土，想家的时候，就想到了故乡的弯弯小河，小河弯弯，酿造着人间的卿卿我我，制造着很多的人间悲欢离合，猛然回首，故事情节都很美。

　　弯弯的小河，浇灌着农田，滋润着那片土地，养育着一方百姓。弯弯的小河，是我们童年上学时顺便浏览的地方，曾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足印和美好的回忆。狂风暴雨时，水漫过河崖，也曾阻挡过人们的脚步，但大多数时候，小河的水都比较平静。

　　弯弯的小河，水清澈见底，没有任何的污染；有牛儿在河边吃草、吸水，小狗在河边解渴，鸭子在河里游泳。有人们在河边洗菜、洗衣服。有用刷子反复刷洗，揉搓拍打衣服发出的阵阵声响；有人们的欢声笑语。听水流缓缓流过，心中升起无限对生活美好的向往。连接小河的坑塘水，清澈，可以直接饮用；夏天渴了舀上一瓢，咕咚咕咚饮下，就是庄稼人的解渴方式。是过路人歇息和饮水的地方。

　　弯弯的小河旁，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春天，河边一排排的树木发了芽，象一条条美丽的绿色纱巾，围绕在小河的脖子上。燕子各种小鸟的身影在上面来回地穿梭，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河岸边盛开着美丽的野生小花朵，还有绿油油的杂草，把小河映衬得格外美丽。弯弯的小河，我常常在小河边提水、洗衣；夏天去那里洗澡，光脚踩在泥沙上面玩耍，或者是趟着水玩都感觉特别有趣。有时小伙伴们在河里抓毛蟹、捕鱼，在河边玩着各种游戏；有时在河边捉蝴蝶、采野花……有时去河边打水仗，用小土块在河上打水漂。辛勤劳作的人们，累了就在河边树下休息、乘凉。

　　弯弯的小河水特别清，洗涤的姑娘出落的格外美丽，姑娘的美丽，让外面的人知道故乡的小河能养育出漂亮的姑娘，小河水的清澈，让更多的人不得不来一睹为快，致使小河的美丽更多的人知道。弯弯的小河，就在这弯弯的字上，不弯就突出不了小河的美，不弯就突出不了小河的秀美，小河的弯弯曲曲，离远处看，象是一条龙很有生气，小河如果不弯曲，就会象是小说没有情节，象是诗歌没有灵性，小河的弯弯曲曲，就让小河有了性格。

　　小河在夏日的时候，白天是男人们的世界，晚上是女人们的世界，男人们经小河水的沐浴，变的更坚强，富有一种坚强的品格，女人们经小河水的沐浴，变的更温柔，贤惠，美丽白净。

　　小河养育了很多的数不清的姑娘，都远走高飞了，带走了文明也取走了美丽，把小河的内心世界也展示给外面的人。

　　很多的姑娘为了自己更美丽，后人更秀气，就嫁给了弯弯曲曲的小河养育长大的小伙子，她们生男生女，让整个小河的人延续不断，象小河的水永远不断的流淌着。

　　小河弯弯的真是有情节，养育了一代一代的男女，从小到大，可以真是付出了艰辛，我有时候坐在小河边上想，人生何其快啊，新的生命不断诞生，故去的人也一个接着一个，小河边上的历史就它最明白，知道的最多，可它从不给人说自己的胸怀中不断的流淌着透明的水，无言表白，但谁都知道它在说什么，人们对它的一切了解的是那一样的清楚。

　　小河里飘着几片白云，若是有情，你可以捞上来当成纱做一件披肩，永远是那样的柔顺富有情感。小河漂起了太阳，漂起了月亮，我有时候想，当太阳浮上山巅时，是不是小河的水浮上去的，月亮也一样，星星满天空时，小河是一河亮灿烂的金星，景色真是美不胜收。

　　弯弯的小河能激发很多人去联想，同时来一帮人采风，可能有人写的是一篇散文，有人创作出的是诗歌，有人可能创作出一篇振撼人生的小说，有人可能什么都没有写，但是会感悟出一个纯净的人生来。

　　人生不仅仅需要会写的人，还需要会说的人，会干的人，当然也产生很多赖堕的人，没有思考的人，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不仅仅需要聪明的智慧人生，也需要愚昧无知的人生，人生没有距离，就没有美的人生，千篇一律，就失去了人生的活力。

　　弯弯的小河构成了一副美丽的图画，每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就沿着小河的弯弯小路走一段。我认为小河的弯弯就是对自然的思考，我把生命赠给了小河，也送给了它更多的思考，人生短暂的，我不想让不成熟的思考占居我的思想，我想笨人应该用现成的别人的思考吧？老子的思考是现成，孔子的思考是现成，佛陀的思考是现成，我为什么还要思考人生呢？这些足够我一生享用了，我为什么还要思考呢？

　　小河的弯弯，更多的是平静，它与世无争，也无法去和谁争，为什么要争呢，不争那一河清水照样注入大海，小河的启迪让我懂得不争可能赢得的是整个人生的向上的东西，去争可能把该有的也会失去，学着小河弯弯曲曲照样是一种人生。

　　如今家乡弯弯的小河，小路，炊烟，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好想还到河边去玩玩，去开心地笑，去寻找童年的记忆，去寻找那踩过的泥泞路，那遗失的钢笔，也许它是永远找不回的，就如同逝去的时光，青春永远也找不回来。弯弯小河的流水，昼夜不停地流淌，大海就是它的最终归宿。听潺潺流水，泉水叮咚；鸟儿的歌声，清脆、悦耳。夏天，此起彼伏的蝉鸣，蛙声阵阵，都在记忆里，渐行渐远……狗儿的吼叫，公鸡的啼鸣；现在的农村也少了这些了，农村更寂静了，人们都进城了，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可是那故乡的弯弯的小河却是难忘的，故乡的一切都让人回味。那玉米粥和窝窝头的清香，那升腾的袅袅炊烟，在我记忆里时常浮现，胜过城市的美景。象一幅优美的画卷在我脑海呈现。　

　　哼着家乡的歌谣，怀念我的祖辈，养育我的那片土地，还有家乡的小河。每当学校放假了，我们赶着羊儿在河里洗澡、饮水。我们一边放羊，一边爬到树上玩。有时我们还要到荒洼里拾柴、割草，帮父母分担家务。我们的童年也许并不浪漫，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快乐！有身边弯弯的小河守护着我们。小时候，妈妈最怕我们去河边洗澡，大人最担心的就是谁家的孩子找不到了，一定会去河边呼喊，但是总有孩子去河边戏水、游泳，也会有意外发生。小河就是孩子们童年的乐趣，我们在河边玩泥巴，把它做成各种动物当玩具。

　　离开了故乡弯弯的小河，却离不开我对你的思念，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对你的思念、眷恋，你也走不出我的梦。难忘家乡布谷鸟的憨唱，丰收的喜悦，辛勤的汗水，难忘淳朴的乡亲，难忘走过的弯弯小路，难忘故乡的小河……月儿再高也高不过天，夜晚，月儿挂树梢，影在水中照，月儿照在小河中的倒影无限美，真想学猴子去那水中捞月。故乡的小河，载着我的梦，我常常仰望满天的白云、繁星，为什么天上也有一条美丽的银河，它让人产生无限遐思，好想有一双翅膀去飞翔。故乡的小河，河水跳着欢快的舞蹈，唱着优美动听的歌曲，一路奔涌向前，缓缓流过。天空在小河里映下了一幅幅优美的画，还有孩子们可爱的笑脸。（张学荣）

　　淳朴的民俗风情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俗话说，十里不同俗。北台子村民在风俗习惯上，接近沾化县风俗习惯，但也独具特色。

　　解放前，该村以农为主，男女有明确分工。男耕作，女纺织；男养牲畜，女饲家禽；男跑外，女治内；男供柴供米，女做饭缝衣。男孩10岁以后学习劳动，至成年期必须学会锄地、收割、担水、拾柴、耠地、耙地等一般农活。女孩八九岁学习纺线、做线穗，稍大后即学缝衣、织布。不出嫁的女子不能下地干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嫁前必须学会纺织、做饭和一切针线活。女子出嫁后，婆婆给10——30斤不等的棉花（籽棉）就叫“分活”(只分穿)。之后，丈夫、孩子的铺盖穿戴，就得一包到底。有时男女也相互配合。农忙季节，男子耕作于野，妇女送饭到田；秋收时节，男子收割拉运，妇女翻翻晒晒；打场时，全力以赴，男女齐忙；一进腊月，妇女忙制新衣，推磨捣碾之事，男子尽力协助。

　　解放后，男女平等。女孩同样上学读书，下地干活。妇女和男子一样，都是生产主力。除做饭缝衣由妇女负责，挑沟挖河由男子负担外，其他活路均无明显分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男女平等，共同持家，共同下地干农活，共同料理家务，做饭不分男女。　

　　种地喜喂牛(力大驯良)，置地喜近(少误工)，买场喜远(鸡少)。通常都不喜欢顺道地。田间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天分三大段，五大闷儿。早晨一闷儿，上、下午各两闷儿。秋收季节，起早贪晚，月下加班，天往往刚发亮下地，半夜方归。刚到地头先抽烟，叫“地头烟”。到闷儿休息叫“抽袋烟”，干完活回家之前，又是一袋“地头烟”。从立夏到立秋，除麦收外，有2——3小时的午休，叫“歇晌”。在地里吃饭时，先用勺子舀些许饭汤浇在地上，口念“浇奠浇奠，一亩地打一石”。据说是纪念古代传说中发明农业的神农氏。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常伴有迷信色彩的习俗。如播种和秋收打场时，不许估产，不准乱说，言行必图吉祥。播种时，牲口拉着空耧在地头划个粮囤样的圆圈，祝愿丰收，借试深浅。因为棉花经常歉收，即把正月二十八做为观察棉花丰歉的日子。该日无风无雨，天气晴朗，是棉花丰收的象征，反之，即为不收之兆。谚云：“收花不收花，单看正月二十八”。

　　合作化以后，生产路加宽，“顺道地”出进方便，再也无人讨厌。随着农业科学的普及，迷信意识逐渐消退，实事求是、讲究科学之风大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商业、手工业及各种副业日益增多，弃农从工、从商的专业户不断出现，生产习俗正发生着根本变化。进入21世纪后，村里年轻人大多数弃农外出做小生意或打工，在家种地的多为50岁以上长者。

　　　　 生活习俗

　　家庭：民国以前，家长实行封建统治，子从父，弟恭兄，夫唱妇随，谁也不能与家长反目。否则，即为“犯上”“忤逆”，父兄不容，邻里非议。因此，父母在世不准分家，几代人聚居，共营生计。三代同居者，全家人口当在10—20之间，如四世同堂，即受乡里赞誉，五世同堂则轰动乡里。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四起，游杂兵勇敲诈勒索，侵华日军烧杀抢掠，大家庭生计难以维持。因而兄弟分居，各自谋生。三代同居者日少一日，四世、五世同堂者几乎没有。

　　农业合作化后，人人凭工计酬，家长失去财权，国家和集体的某些财物分配，有时以户为单位，基于此，青年结婚后，即建立小家庭，由一户分为两户、三户……家庭规模缩小，每户多在2—6口之间。

　　旧社会无亲生儿的老人，多从近门的侄辈过嗣，有的认义子为后。建国后，男女平等，女子也能赡养父母，不管有无子女，都能老得其所

　　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青年在工作单位建家者逐年增多，因而老人和子女宾客相待，互敬互爱。“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逐步被老少平等和睦的新风取代。

　　房舍：经历了由篱笆房到土坯房，再到砖瓦房的改变。居民房舍多独立成院，以“四合齐”为最佳格局。建筑全系土木结构，讲求粗梁大檩，砖基厚实，砌墙高大。木板门，花棂窗，力求坚固，平房顶，厚厚泥，以防雨浸。

　　上梁时，重者在左，轻者在右，粗头在前，细头在后。烟囱必须在房顶前面。砖基越高越好，有的砖基到窗台。有的没有砖基，叫“就地垒”，有的没有大门，不成院落。

　　有少数人家居室住里间，会客在外间。外间盘火灶，与内室的土炕相通。以崐树枝或高粱秸做碗架(名曰“碗床”)钉于墙上，靠北墙放一桌两凳，靠“屋山”放柜、橱等物。富裕人家，正房有迎门几、八仙桌、大圈椅、菜橱、茶几等，并专设会客崐室，土名叫“闲院”。多数住户多无里间，几间屋通连，一头住人，一头会客放东西。

　　20世纪70年代始，宅基由集体统一规划，新盖住房概为南向，平顶房改为起脊瓦房，烟囱多在房顶中间或后面。80年代，从砖基、土墙、瓦顶向石基、砖墙、瓦顶发展，一律采用玻璃门窗。

　　昔日行路多步行，小商贩也多靠肩挑背负赶路。遇婚丧大事，老人、妇女坐马车，车厢上面以苇帘、竹条、布包搭蓬者，即谓“讲究”。青年妇女住娘家回婆家多骑毛驴，盘膝于驴背，提辔而行，上崖下坡，俯仰自如，夫随于后只做应急照料。富人家有马拉轿车，夏挂纱帷，冬罩棉帷，既舒服又排场。上层人士多骑“走驴”，驴头稍加装饰，系一响铃，驴蹄声与铃声交融，清脆悦耳，骑驴人悠然自得，神气异常。50年代始，手推独轮车盛行，老人、妇女、儿童坐在上面，由青壮年架推赶路。70年代后期，自行车普及，驮物带人，轻便利落。80年代，牛、驴拉小型胶轮车(又称“地排子车”)普及，用此带人载货，远非小推车可比。同时，摩托车逐渐增多，行路更为方便。更加公共汽车四通八达，长途跋涉之苦彻底解除。进入21世纪后，电动车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近几年来，轿车逐渐进入农家。

　　建国前，境内道路狭窄，行人多走羊肠小路。两人相逢让路时，往往是青年给老人让路，男子给女子让路，空行人给负重者让路；车辆相遇，空车给重车让路，否则，即被斥为不礼貌。民国时期虽规定走路要靠左边，乡村却没有执行。建国后规定行人要靠右边走，家喻户晓，人人遵从。

　　旧时，素以高粱(或玉米)与大豆的混合面蒸饼子、窝头为主食，歉收年月常以谷子代替高粱、玉米。每餐伴有高粱(或玉米)面粥或菜汤，很少有小米饭。农忙三餐，闲时两餐。富者粗粮细作，穷人掺糠加菜蒸成“谷楂”(弄成圆团一掰为二)“芑馏”(圆球形)，间以粗粮面包菜面子(团子)作调剂。蔬菜以自种自食为主。夏秋间，豆角、南瓜为主，黄瓜、茄子为辅。寒冬季节，白菜、萝卜、豆腐即为佳肴。村民喜吃咸、辣，盐渍萝卜和虾酱是常备菜，秋冬喜吃大葱，夏季喜吃大蒜。

　　总览全年饮食，腊月、正月好于平时，农忙好于农闲，麦收多吃面食。招待客人来不及蒸馒头就包水饺、烙饼、擀面条，只备烟、茶，很少有酒。婚嫁筵席却大讲排场，每席菜肴最少有三大件、六碗、四碟。会亲家、请媒人更为丰盛，宾至，先布好“压桌碟”，有糕点、香茶，供寒喧品茗，然后，上酒上菜，讲求三道饭，饮酒攀谈三四小时之久。

　　建国后，人民生活提高，掺糠加菜者大为减少，逢年过节饮食愈加丰盛。招待客人必有酒、烟、茶和炒菜，面食自不必说。除1959—1961年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谷楂”“芑馏”少见。80年代以来，普遍以面粉为主食，小米、绿豆、大米为调剂。蔬菜更为繁盛，新增芹菜、土豆、西红柿、蒜苔、蘑菇……不一而足，韭菜、黄瓜较前大为增多，四季皆有。吃饭不但有荤菜，且大多喜吃瘦肉。

　　 村民秉性朴实，崇节俭，“奇装异服”一向受抵制。民国以来，男子多穿黑，老头多穿青，老妪喜青和浅蓝，青年妇女穿花。男子夏穿浅色短衫，头戴苇笠，下地劳动，短衫披肩，既遮日又透凉；春秋穿深色短夹衣，头戴帽垫，古朴大方；秋末初冬， 在夹袄外面套穿棉弯褂(无袖领)；冬穿纽扣系于右侧的大襟长袍，头戴毡帽(也叫“帽头”)或耳帽子，腰束布袋，劳动时将前襟斜掖腰带间，方便利落，动作自如。未婚女子衣着鲜艳，款式古朴，头梳过腰长辫，戴小型耳坠，不粉不脂，葆农家之秀容。成年妇女盘长发于脑后，束“盘头”或束“纂”(俗称“疙瘩纠”)，老年妇女衣着宽松肥大，束宽腿带。女帽有箩圈式、圆盔式。鞋袜多自制，男穿布底圆口和长双脸纳帮鞋，青年妇女喜绣花鞋。

　　女子自古有缠足之陋习。民国时期提倡放足，并设“查脚员”赴农村检查，违者罚款，但收效甚微。

　　建国后，缠足之恶习彻底根除，长袍很快消失，“帽垫”被“包头”(用毛巾包在头上)取代，“耳帽子”不见，“帽头”只有老年戴用。农业合作化后，女子穿花的大为减少，绣花鞋和过腰长辫基本消失。60年代后，青年妇女多留齐耳短发，男子多戴遮沿帽。有些男子留平头，不戴帽。70年代末，“牛仔裤”“喇叭裤”“健美裤”“羽绒服”“皮卡克”“毛呢短大衣”等传入境内，青年男女争相购买，追求时尚，青年女子烫发者越来越多。

　　人物简介

　　张勋祥  1924年1月出生，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43年1月起任地下党交通员，往返滨县（现滨城区）至沾化县义和小围子一带，为我党传递情报；1945年1月在沾化县富国参军入伍，被编入杨国夫率领的部队（渤海军区）七师二0团二营四连机枪班，由于表现突出，被提任机枪班副班长。参加了解放20余县及歼灭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数次战斗，多次立功授奖。在参加解放无棣县小寺家的战斗中，持手空拳从敌人手中夺下一挺机枪，为我军赢得胜利争得主动，受到上级的记功奖励。1945年10月初，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随杨国夫率领的七师挺进东北，途中，参加了山海关保卫战，以１个多师的兵力，抗击了国民党４个正规军的进攻，坚持半月有余，为主力部队顺利出关争取了宝贵时间。山海关保卫战是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仗，迟延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关内后续部队和地方干部安全进入东北，对于开辟和创立东北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后转战东北吉、热、辽三省，参加数次战斗。1946年12月在沈阳(奉天)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伤右腿腘窝部，伤愈后被部队评定为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1948年5月转入地方工作，任沾化县公安局富国分局办事员、公安干事；1951年10月，调任沾化县第七区（太平区）六合乡（乡直驻龙泉村）任乡指导员；1954年后病休回村，历任初、高级社社长、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   

　　张伟祥  1948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讲师（副高）职称，中共党员，1968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丁王小学教师、永合初中部教师、东风中学教师、东华中学教师、老鸦中学教师、新户中学教师、新户公社团委副书记、新户公社党委秘书、沾化县机关党委委员（兼秘书）、新户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河口区委宣传部干事、统战部副部长、河口区政协办公室主任、河口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1995年12月晋升为高级讲师（副高）职称。2008年3月退休。

　　梁仁俊  1951年出生，先后任部队、河口区科协、河口区职业高中（职教中心）副校长等职。2011年退休。

　　张学荣  1955年3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新闻专业主任编辑（副高）职称，中共党员，1974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北台子小学教师、新户供销社理事、新户乡中心报道组组长、新户乡党委宣传干事、乡纪委委员等职。2004年12月，晋升为新闻专业主任编辑（副高）职称，2015年3月退休（2015年2月享受副科级待遇）。系黄河口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口区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口区老书法家摄影家协会理事、东营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东营市艺术摄影学会会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山东省艺术摄影学会会员。曾连续8年被大众日报社授予“优秀通讯员”称号；连续23年被东营日报社授予优秀通讯员称号；连续16年被东营广播电视局（市电台）授予“优秀通讯员”称号。多次被河口区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次被河口区委、区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模范通讯员”称号；被河口区委、区政府记三等功一次；1997年，被评为河口区第二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2004年9月，个人作品集《闪光的足迹》，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2012年8月参与编辑《新户镇志》；2012年9月撰写的报告文学《黄河三角洲投资热土》，载香港《经济导报》；2013年11月主编的《山东河口经济开发区志》，由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3月撰写的报告文学《科学发展谱新篇》被中国区域经济研究院、中国区域经济杂志社收录。2015年12月已完成个人作品集《丰收的大地》《创业者之歌》组稿工作，2016年底将正式出版发行。

　　张国锋  1974年处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于2013年12月在全镇率先注册创办了国锋家庭农场，以发展订单农业为主，主要从事小麦、玉米、红高粱等农作物规模化种植，实现农田耕作、播种，农作物收割机械化。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张勋祥、王同祥、周长德、张召元、李增顺、王荣春、窦秀荣（挂职）、商建国（挂职）、王长义（挂职）、杜文礼（挂职）李增树、董子刚（挂职）、张新国（挂职）、张国锋、郭希慧等。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张勋祥、张玉荣、朱宝恒、丁荣法、朱宝恒、郭希廷、王荣春、朱双全、张世禄、郭希亮、郭希泉、丁希照、郭希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