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鸦村位于新户镇政府驻地东南5公里处。北临本乡九顷村，西临东鲍井村，东临兴合村，南临南李村。全村土地面积1万亩，其中，耕地面积8100亩，村庄占地面积900亩。该村为河口区人口最多的村，2011年，全村总户数493户，总人口1266人。

　　1925年，利津县王庄王成美迁此居住，立村名为王成美屋子。后因黄河改道，村南淤积成崖咀，遂改村名为老崖嘴，后演变成老鸦嘴，又称老鸹嘴，简称老鸦。因该村区域面积广阔，人口较多，历史上曾几度分合。1961年3月老鸦分为鸦南、鸦北、鸦东、鸦西4个大队，1963年12月合并为鸦南、鸦北两个大队，1968年12月合为老鸦村。1984年12月又分为鸦南、鸦北两个村，1994年12月又合为老鸦村至今。

　　 发展历程

　　老鸦村地处黄河故道，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历史上曾是屯兵积粮之地。1938年至1941年10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驻扎该村，拥有1个团的兵力，负责管辖驻扎在郭局、新户、北李的国民党部队。并在老鸦村周围建起3米高围墙，围墙外开挖3米深沟渠，围墙设东、西、南、北4个大门，在围墙上修建8个放哨岗楼，由国民党部队负责把守。

　　1941年10月3日，清河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部分部队解放了义和镇、太平镇、老鸦嘴、郭家局子一带，何思源逃走。1941年10月沾化县政府在老鸦村成立，县政府办公地点设在该村王洪章院内，石清玉任县长，王洪章被聘为参议员。

　　1943年，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为保证垦区八大组医院的安全，垦区八大组医院奉命北迁。是年春，八大组医院迁往垦北大洼，4月又迁到李殿帮屋子（今河口区新户乡北李村），中秋节过后，医院全部迁往老鸹嘴（今老鸦村），后改称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后方医院，亦称老鸹嘴后方医院。医院入村后，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老百姓的热情支持。群众主动腾出房子给医院用，摘下门板给伤员做病床，用高粱秸给伤员搭床铺……后方医院驻老鸦村近两年的时间内，共治愈伤员2900多人次，为部队补充了大批有生力量，为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6月，根据上级精神，老鸹嘴后方医院分成两部分，分别迁往滨县秦东江医院和沾化县大姜家医院。这两个医院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建国后，该村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传统农作物为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1968年该村立足土壤沙质，适宜种植果树的实际，以及为防风固沙，开始种植苹果树。1968年,该村发挥地处黄河故道，适宜种植果树的优势,栽种苹果树50亩。1988年，再掀果树种植高潮，苹果树面积发展到400亩，至1994年全村果树发展到1300余亩。从此，林果业逐渐成为该村的主导产业之一。1996年后，因苹果价格下滑，改栽冬枣树，发展冬枣产业。2011年，冬枣种植面积2600亩，产量达到150万斤，产值达300万元。苹果市场价格下滑后，迅速调整思路，1996年转向冬枣生产。至2001年冬枣种植面积达到2600亩，人均2亩，是全乡、全区冬枣生产重点村，是全市庭院冬枣典型村，冬枣年产量占全乡冬枣产量的1/4。近年来，该村以市场为导向，大面积种植棉花。冬枣、苹果、西瓜已成为富民强村的主导产业。2001-2003年，采取乡投资、村补偿的办法，筹集资金，大搞农业开发，改土治碱，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沟、渠、路配套，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大力改善，全村1万亩荒碱地变成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田，为该村种植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老鸦村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综治工作、支部建设等工作齐头并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5年12月老鸦村被东营军分区政治部授予“学雷锋活动先进单位”荣誉称号；1997年2月被区委、区政府评为“文明村”、“河口区经济十强村”；1998年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1997、2002被区委、区政府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村”荣誉称号；2004年被评为“市级卫生村”、“区级小康文明村”；2005年被评为“市级文明信用村”；2006年被评为“市级小康文明村”等荣誉称号。村党支部也多次受到市委和区委表彰。1994、1995、2000、2003、2005、2006年村党支部先后被区委授予“五好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1997年6月被东营市委授予“五好党支部”荣誉称号。林元贵同志也因为工作突出，先后被省司法厅授予“在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中成绩突出有功个人一等奖”、被市司法局授予“先进人民调解员”、被市委授予“东营市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东营市劳动模范、被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等多种荣誉称号。

　　该村最早的党员是李树元,于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成立党小组，王元合任组长；1953年10月，党员发展到10人，成立党支部，隶属于八区仁韩乡党总支，李卫清任支部书记，刘炳德、崔廷贤任支部委员。

　　1947—1951年老鸦村完成土地改革，土地全部分到农户，一家一户实行单干。1954年3月该村成立4个初级合作社，大部分农民将土地、农具、牲口入到初级社。1955年12月合并为永进、进步两个高级社。

　　1958年10月成立生产大队，下设17个生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多劳多得、定额记分”分配粮食。

　　1961年3月老鸦归太平区，成立老鸦公社，分为鸦南、鸦北、鸦东、鸦西4个大队，下设17个生产队。村集体盖有办公室、磨房、林场，各生产队盖有饲养处、粮库、办公室共计100余间。

　　1963年12月，4个大队合并为鸦南（由鸦南和鸦西合并而成）、鸦北（由鸦北和鸦东合并而成）两个大队。1967年10月，成立老鸦村革委会，划归新户公社革委会。1968年12月合为老鸦村。

　　1981年1月归新户公社管委会，成立老鸦村管委会。1984年12月老鸦村又分为鸦南、鸦北两个村，并各自成立第一届村民委员会。1994年12月两村合二为一。

　　1999年2月，通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候选，然后再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的办法，选举产生第六届村村民委员会，同时选出20余名村民代表，开始实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定期召开会议，商议村级重大事务和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2004年底，全区进行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减少干部职数，村委会主任由党支部书记兼任，实行“一人兼”。

　　何思源在老鸦村

　　何思源，字仙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城内当典街人。解放前，曾赴美、德、法三国留学，历任北伐军政治部代主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鲁北行署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北平市市长；解放后，当选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是公认的民主进步人士、学者、教育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身为一个军人，号令着庞大的第三集团军，本应履行守土抗战的职责，但大敌当前，他扔下山东的父老，仓皇地一退再退，不战而逃。韩复榘1938年初被蒋介石处决后，继任省主席沈鸿烈，实行战时体制，把山东划分为鲁南、鲁东、鲁北、鲁西4个区，并把省政府迁移至鲁南地区。当时，鲁南驻有国民党两个正规军，安全有保障。时任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本应随政府机构一起撤到大后方，但他没有走，执意要到没有任何正规驻军的鲁北去开辟抗战。

　　据老鸦村老人回忆及《沾化史志》记载，1938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的何思源由沾城撤往义和庄、老鸦村一带，驻地设在老鸦村（今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老鸦村），正式开始了他的抗日生活，直到1943年离开山东。其中1938—1941年在老鸦村坚持抗战三年多的时间里，是何思源一生中的重要阶段。他的爱国思想，为民族独立甘愿牺牲一切的的精神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文人，他投笔从戎，深入敌后，并且独当一面，与凶恶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次处危境而不惧，临大节而不苟，勇敢侠义的气质得以充分显现，救斯民于水火，挽大厦之将倾的民族意识得到高度升华。

　　鲁北行署进驻老鸦村

　　老鸦村，原名老鸹口（又称老鸹嘴或老鸦嘴），坐落于鲁北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东营市河口区的西北部。历史上，老鸦村一带是渤海退潮之地，该村周边地区自1830年起有人烟涉足，清代乾隆以后属山东省武定府。光绪30年（1904年）6月29日，黄河在利津县薄家庄决口，流经虎滩嘴、义和庄，向西北由现在的老鸦村村西入海。由于黄河含沙量大高，年输沙量大，巨量的黄河泥沙在老鸦村附近淤积。1917年7月黄河在老鸦村口门淤闭，有老鸦村南太平镇逐渐另开流路向东北流经大英铺（今义和镇大英村）以北车子沟入海；同时，其上游于虎滩嘴东分出汊河，经大牟里、四扣、刘坨，由面条沟(今挑河)入海。南临黄河，北依渤海，西靠徒骇河，从而勾勒出老鸦村独特的地里位置，成为囤粮驻兵、能攻能守的兵家重地。

　　1938年10月16日，时任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长、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的何思源、副主任邓吉禹以及所属由古城（今沾化县沾城）东进，乘船渡过套儿河（徒骇河），由老鸦村北口进驻老鸦村。据老鸦村王广三老人回忆，当时村里听说来了抗日队伍，纷纷到村北口路旁欢迎。何思源的队伍进驻老鸦村时，前面是马队，接着是步兵，中间是四五辆马拉轿车，前后各有6名骑兵护卫，再往后又是步兵，最后是马队。在私塾先生的带领下，王广三老人和伙伴们手持小红旗站在路西与路东的许多村民夹道欢迎。

　　当时随何思源驻扎老鸦村的有行署各机构，鲁北国民党党部，三青团部，民众动员委员会，何思源直属的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山东省党政军干部学校学员等。鲁北行署进驻老鸦村的当天，行署机关安置在老鸦村乡绅王承美的王家大院，何思源的居处设在王家大院东北角王洪汝家（今王贻林家），副官处和食堂设在王家大院北邻王连仲奶奶家，部队在王家大院周边王英坡等十几户村民家里驻扎。据老鸦村王怡田老人回忆，鲁北行署进驻老鸦村的第二天，正值礼拜一，何思源召集行署机关、所属部队、老鸦村民、周边乡绅，以及学生在王家大院召开了动员大会。在这次会上，何思源慷慨陈词，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痛斥日寇侵华的滔天罪行，号召民众团结抗战，抵御强敌。

　　剿土匪救灾民安定一方

　　老鸦村地处渤海沿边、黄河故道，是黄河泥沙淤积的新淤地，有一望无际的处女地亟待开垦。在军阀割据的战乱年代，加之日寇的大肆进犯，有许多战乱区的移民纷纷迁徙到这里开垦荒地、维持生计。当时老鸦村周边多为零星散居的垦户屋子，他们不管海沟还是河汊，只要水丰土肥，三五户作伴便暂时安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广种薄收、勤苦度日。一旦遇有不可抗拒的旱涝灾害，驾起小车，另寻安家之处。有的垦户春种时，一家老小在田边择高地挖半上半下的地屋子，或用几根木棒扎一间“马架子窝棚”暂避风雨。因此，在当时垦户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三根木棒一架梁，芦苇作顶泥巴墙，垦荒打鱼养儿女，顺河找地任我闯”。  1938年7月17日(农历)大海潮，海水入侵高程达3.75米，潮水数日方退，人畜死伤惨重。沿海一带郭局等村庄多被淹毁，灾民被潮水赶至老鸦村周边地域，缺吃少穿、挖地屋子暂时安身，境况惨不忍睹。这时，以李子文、裴凤舞（沾化县裴家村人）等为首的土匪“四大团”打着抗日的旗号，喊着抗日的口号，招兵买马，横行乡里，经常掠夺垦区民众的财物，抓伕抓丁，横征暴敛，有的时候到田间地头强抢垦户的农田种子和牲口等，垦户无不

　　惊慌。天灾匪患使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鲁北行署进驻老鸦村不久，何思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之动容，命令所属立即剿匪，并将抓来的作恶多端的土匪押至老鸦村西北荒地，或枪毙、或铡杀示众，对民愤不大的土匪进行说服教育，并收编到所属部队参加抗战。号称“水上保安第一团”的土匪李子文、郭国善、裴凤舞及其所属，被何思源手下鲁北地方总司令刘景良收编为地方部队，称“水上保安大队”，直属于鲁北行署。期间，遵照何思源的指示，在沾化、利津等周边地区聘请了有较高文化的中、青年充实到部队作为文职人员，又指名抽调在1935—1936年曾受过学兵训练，军事知识过硬的青年学生，以及军界的陈永贵、陈光庆、韩子超、崔如新等充实到部队做军事骨干。与此同时，何思源常率部队到老鸦村周边垦户屋子和灾民屋子体恤民情。有一次，何思源在老鸦村东北处发现一老妇领着不大的孩子，守着一具尸体号啕大哭，细一问才知其丈夫被海水淹死，因没钱买木料做棺下葬而痛哭，见状，何思源命令属下给老妇和孩子留下钱粮，让其安葬丈夫、接济生活。沿路看到灾民因饥饿站立不稳，流离失所、惨不忍睹的状况，何思源心情非常沉重，回到驻地，紧急召开了救灾会议，在部队物资极度困乏的情况下，命令部队食堂在老鸦村北口支起20口大锅，熬粥救济灾民。期间，每天早上太阳还未升起时，老鸦村北口便挤满了领粥的灾民。自1938年入冬，到1939年开春，何思源命令属下救济灾民整整一个冬天。由此，老鸦村居民陡增，自1938年的120户410口人，到1939年增至320户1360人。为凝聚民心，何思源将老鸦村更名为“人和镇”，充分表明了“老厅长”团结抗日的良苦用心（解放后恢复了原名）。

　　筑工事御强敌转战南北

　　鲁北行署进驻老鸦村后，何思源为稳定局势，首现修建防御工事，自1939年春天至1940年秋，历时一年半时间，灰土做基，在老鸦村周围建起3米高围墙（城墙），用白灰将墙涂成白色。围墙外开挖3米深沟渠（护城河），围墙设东、西、南、北4个大门，在围墙四角和四个大门处修建8个放哨岗楼，瓮城的南门城墙处还修有坚固的炮台，分兵把守。整个防御工程成瓮城结构，南门朝东，西门朝南，北门朝西，东门朝北，四个大门内设木质内门。围墙在修筑过程中，老鸦村民每口人摊派80块土坯由鲁北行署出钱购买，有偿在周边地区垦户中招纳修筑工事人员，与官兵共同修筑。为防日寇侵袭，以老鸦村为中心，修筑了三道战壕（也叫通信沟），村西一道长达3.5公里通往新迁户村（今新户镇政府驻地），村东一道长达5公里通往郭局村，村南一道长达3公里通往大英铺村

　　在老鸦村围墙修筑过程中，何思源主持召开了鲁北抗战党、政、军工作会议，部署了鲁北抗战五项措施：一、编制部队：一个县任命一个旅长，下设团长兼县长，行署辖区任命了十几位旅长和若干团长，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行署的领导；二、恢复教育事业：利用原教育界的党团员为骨干，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恢复中学，恢复完小。据河口街道办事处三合村刘锡明老人回忆，当时的利津县国民党菊和元、王洪文等，在黄河大坝上恢复了“洪文中学”，无棣县的余家完小坚持到1945年无棣解放；三、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印发了纸币“鲁北行署兑换券”，面额为一元和两元。部队可以用该币在集市上购买粮食和日用品，以解军需；四、为了扩大地方势力，巩固部队力量，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辖区大力发展国民党爱国人士、三青团员。以区乡长、大家族子弟、乡村教师为主要发展对象。部队是营、排、连三级，支部建在连部；五、指示水上保安大队李子文、郭国善在郭局北湾湾沟两岸兴建起了盐场，当年就生产出了食盐，解决了当地百姓吃盐和军需供应。该盐场延续到1964年春，直到被大海啸淹没。

　　起初，鲁北行署辖4个专员区，27个县。日军由于兵力紧张，把重点放在西南地区纵深进犯，在北部进行点和线的占领。在此情况下，何思源可以在许多地区畅行无阻。当时何思源部队从日军手里夺去了四、五辆卡车，于是可以乘车到各地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点编，只是距铁路较近的地区才改骑马或自行车。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把鲁北地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大体整编完毕。

　　在得知何思源在鲁北组织抗战后，日军第五师团大举扫荡鲁北，数路出动，气势汹汹向鲁北扑来。由于各地点编的“保安部队”都没有经过正式训练，抗日救国的目标也不明确，可以说近乎“乌合之众”，无力抵抗大规模的日军正规部队，因而日军一到，他们也就四散奔逃，插枪隐蔽，几乎无人抵抗，仅三、五天时间，鲁北几乎全部沦陷。在日军大规模扫荡时，何思源带领的少数武装依仗地形熟悉，与敌人周旋，避开敌人主力，寻找机会打击分散之敌。曾在泊头镇袭击日军一次，打死多名日军，缴获战马多匹。

　　日军“大扫荡”以后，何思源对鲁北行署进行了了调整和重建，逃散和隐蔽的各地方武装又开始聚集和恢复建制。行署机关以老鸦村为中心，经常流动于无棣、沾化、惠民、利津、滨县等地。这一带北临渤海，地区辽阔，河流众多，便于游击活动，何思源就利用这种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地理环境，与日伪军进行周旋。改编后，何思源统帅的部队主要有：沈鸿烈在去鲁南时留给何思源的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和吴德胜部，其他比较重要的武装有：第五区特派员刘景良，第十区特派员梁建章，后来又建立了十四区，特派员为张景月。这三个区的幅员东临渤海，西至津浦路，北接河北省，南至胶济铁路线。另外还有一些武装，主要是在其中各县活动，号称“旅”或“团”，其中有：德平保安五旅徐仲阳、曹振东部，无棣保安六旅张子良部，广饶保安十六旅李寰部，博兴保安八吕周胜芳部等。这些部队虽然都属于何思源为首的行署领导和指挥，但实际上都没有和何思源形成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有的因路途较远，通讯设备差，何思源鞭长莫及，指挥调动困难，只得让他们自己活动，有的存有个人野心，对何思源阳奉阴违、敬而远之。各部队之间则不相统属，各自为政，有的甚至因抢地盘争权力而发生冲突。针对这种局面，何思源采取了一些整顿措施。

　　何思源主要采取四项措施整顿队伍，统一民众抗战必胜的思想信念。一是团结刘景良等一些势力比较强的武装作为自己依靠的力量。二是晓以民族大义，喻以国之情，激励地方武装抗日救国。三是采取各种形式，宣讲国际形势，广造舆论，使各抗日武装看到抗日的光明前途，激励人们树立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四是利用各种关系笼络、吸收人才，团结抗战。为此，何思源偕同刘景良由老鸦村出发到各县视察，召集各县军民各界开大会讲话，除分析形势外，竭力表扬刘景良，树立刘景良在各县的威信，要求各武装力量服从刘景良指挥。针对各地方武装成分复杂，各部队领导人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何思源以老鸦村为核心，训练各地部队领导人，提高骨干力量素质。训练宗旨是：“把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思想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我们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做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就有中国的抗战力量，就有中国的政权存在。”游击队当时的口号是：今天打不着敌人，明天打；正面打不着敌人，侧面打；白天打不着敌人，夜里打。这些简明透彻的道理，灵活机动的战术，保障了鲁北抗日游击的有力展开，迫使敌人不得不多建碉堡、据点，派兵护路。在点编各地方部队后，何思源又在利津设立行政干部训练处，在惠民设立军事干部训练处，把训练宗旨和口号广泛普及，提高部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有时候何思源亲自轮番到各地部队训话，在大会上慷慨陈辞，讲到激情处甚至痛哭流涕，收到了一定成效，激发了部分由爱国心的将领，部队风气有所好转。当时鲁北地区比较偏僻，各地区武装素质较低，对外界了解甚少，何思源利用各种途径搜集信息和情报，并在老鸦村创办《鲁北日报》作为工具，以此宣传抗战必胜的理论。《鲁北日报》办公地点设在老鸦村村民黄培华家（今村民石从彬家）。据王连忠老人讲：当时何思源手下高副官的太太负责《鲁北日报》工作（高太太身材不高、面色黄，有病）。何思源在稳固了重义气、豪侠勇武，素有“双枪神射手”之称的的沾化富户吴德胜的直属关系后，注重加强控制区域的基本建设，在稳固老鸦村防御工事的基础上，加强了情报搜集和信息流通工作，在管辖区以老鸦村向外辐射建立了“军邮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和各地建立了特殊的通讯联络，邮件可直达鲁南甚至重庆，在鲁北地区设有交通网和交通员，与各地互通情报，与敌人周旋，找机会打击敌人。

　　重教育亲民众凝聚人心

　　何思源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对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鲁北行署进驻老鸦村后的第二周，何思源来到老鸦村学校巡视，在师生大会上，何思源对学生讲到：“好好念书、快快长大，长大了去打敌人！中国大、日本小，我们要坚决把日寇赶出去！”这句话老鸦村王广三老人至今记忆犹新。在老鸦村驻扎期间，何思源为村里扩建了学校，接收周边地域的农家子弟进校念书，学生招收范围远到郭局村、义和庄、太平镇、沾化古城等地。在此同时，何思源还经常到寿光、惠民、临淄等各县巡视教育工作，在他的《回忆我的一生》手稿中记载：“我是个办教育的，很重视游击区的教育工作，各县农村小学照常开办，有的县小学数目比战前还要增多，中学有的每县一所，有的两三县联办一所。寿光、惠民、临淄、昌邑等县都有规模较大的中学，惠民和寿光的联中大约各有男女学生近千名。所有的学校每天都要升国旗，大唱抗战歌曲，以活跃抗战气氛。有敌情时临时疏散”。何思源在鲁北时的国民教育，一方面让青少年学习知识，一方面灌输爱国救国的民族意识。教材都是教师自己编写，油印后发给学生，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了爱国教育，对培养战区青少年的爱国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思源在老鸦村驻扎的三年多时间里，重视搞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在鲁北行署驻扎老鸦村期间，各种税赋停止征收，给养采取摊派的形式，周边地区一般各县统筹分配，基本原则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群众负担比较公平合理。由于1938年后期，市面上只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纸币流通并逐渐贬值，农民凡大额交易，均用实物代替纸币。驻扎老鸦村的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游击队司令员刘景良为给部队发放军饷，印发了鲁北行署兑换券。工作人员和士兵活动、出差等，均携带此兑换券，由所到之处就地派饭，按食用数量支付相应兑换券，于征收给养时扣除。据老鸦村王贻田老人回忆，银行印刷厂在老鸦村村民黄培华家西屋；另据老鸦村刘巨龙老人回忆：当时给鲁北行署印纸钞的工人中，有一个是老鸦村村民李如堂的女婿。

　　何思源在老鸦村期间，和村民相处非常融洽，与忠厚、勤劳的乡绅王承美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兄弟。现河口街道三合村村民刘希明的伯父曾在鲁北行署给何思源喂马多年，据他回忆，何思源待人和善、不拘小节，生活上很节俭，关心下属，有时候水上保安大队李子文给他送来鱼虾，他都吩咐送到食堂，从不搞特殊；1939年最为艰苦的时候，部队粮食供应不足，何思源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到太平、义和集市上买了粮食接济部队。据老鸦村王连忠老人回忆，在他4岁时与表姐在街头玩耍，被何思源部队一士兵骑自行车压伤，何思源得知消息后，对该士兵进行了严厉惩处。何思源采取这种方式，杜绝了民众惧怕心里，密切了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得到了老鸦村及周边地区民众的支持，周边零散垦户相继向老鸦村靠拢居住，老鸦村人口由此不断增加。在何思源《回忆我的一生》手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几年来，我带领这些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赖山东人民群众的保护，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也是一条经验：你越是真心抗战，不怕牺牲，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就越安全；反之，只图私利，脱离群众，就会孤立暴露，活动困难，安全也就失去保障。”根据何思源直属第三旅旅长吴德胜女儿吴国贞回忆：何思源当时经常骑马随部队活动，有时候到各处参加会议，身穿便服，即儒雅又有一股英豪之气，当地群众称赞他：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愧为一条好汉。据老鸦村见过何思源的老人王连仲、刘巨龙、王广三、张云海等老人回忆：何思源身材高，身形瘦，常穿便装，早不出，常于傍晚骑马巡视围墙岗哨，由12名贴身警卫跨双枪随其后，见村民老者下马常交谈，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村民亲切的称他为“老厅长”。12名贴身警卫中，有一名叫马腾云，于1941年11月2日鲁北行署撤离老鸦村时与部队失散，后改名马胜三定居于老鸦村，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挨批斗。

　　何思源平时喜欢饮酒，都是贴身勤务兵胡广海与厨师王克山到郭家局子购买张振元的高粱酒，并经常叫属下送几个小菜到其住所邻居刘茂全老人家小酌几杯，坐叙乡土人情，了解民众意愿，至今刘茂全的儿子刘胜利还保存着何思源在父亲家喝酒时留下的两只碗（原来六只，现存两只），平时舍不得用，只是每当春节祭祖时用来摆放贡品。  

　　在鲁北，人们对何思源充满爱戴和尊敬。“老厅长”三个字成为人们对何思源的专称，妇孺皆知。爱屋及乌，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厅的人，即使是在土匪、伪军占领的地区也可以通行无阻。日本人则恨透了何思源，曾动员山东、河北兵力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分几路大举扫荡鲁北。所有日军都带着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将他处死。但是处处有中国人，处处是中国心。在日本鬼子第二次进老鸦村扫荡时，何思源一直等部队全部转移后，才与12名贴身警卫乔装打扮，沉着应对，在群众的掩护下随村民撤出老鸦村，日本人与何思源当面走过，也没能认出他，抓住他。几年里，何思源带领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经历了日寇的讨伐、扫荡、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在当地人民群众的保护下他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打日寇遭追杀思念妻儿

　　经老鸦村老人回忆，日军到老鸦村扫荡2次，一次是途径老鸦村直奔郭局扫荡，一次直接进村扫荡。1939年4月，驻老鸦村的鲁北行署直辖第三旅王家驹团抓住富国大汉奸金翻译的岳母和一汉奸小头目，铡下头悬于南门高杆之上示众，以示抗日决心和对汉奸的态度。日军大佐常谷川以此为借口，纠集富国、利津、利国、盐窝等据点的400多名日军骑兵和部分伪军，于5月29日拂晓扫荡鲁北行署前沿防线义和庄。                

　　日军分两路，自南向义和及附近村庄行进。当一路日军进至蒲台屋子时，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七连哨兵，鸣枪报警，打死一日本兵。日军一边疯狂反击，一边分成扇形包抄村庄，七连趁机撤出。日军进村未获一兵一卒，恼羞成怒，便对无辜群众大下毒手，见人即抓，要跑就杀。一场血洗过后，日军抓了50多名群众，用绳子串绑起来，押往义和庄，一部分日军又扑向北太平等村。与此同时，扑向小河村的另一路日军遭到了驻扎在村中间孟家寨里的何思源属下海军陆战队九连的阻击，日军指挥官被击毙。受挫日军组织炮火轰击。上午九时许，陆战队九连扒开寨东北角的围墙突围而走。日军气急败坏，先朝逃散的人群开炮，接着进村搜查。一部分群众当场被杀，一部分被押往义和庄。

　　各路日军集合到义和庄后，把青壮年群众赶到庄中的三角湾边，用布蒙上眼睛，采取刀砍、刀刺、枪杀、焚烧、打人头靶等野蛮手段屠杀。仅在三角湾中就有71名群众被害，加上蒲台屋子、梁家、围子、小河、北太平等村群众，被杀害的有200余人。史称“义和庄惨案”。何思源部队虽伤亡过半，但为老鸦村行署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据老鸦村村民回忆：在这次战斗中，何思源的得力部下高副官战死在义和庄西北部六顷五村处。与日伪几次战斗，何思源直属仅有一团之众的陆战队损失约1个营，何思源又遵从上峰指示，抽调周边3个营赴鲁南保卫省政府，自己身边只留下1个营。其实，他是把希望寄托在发展地方抗日武装上。何思源经多方努力，将沾化的乡村自卫武装、土匪武装、游杂部队等收编，编成鲁北行署直辖第三旅。该旅设4个团，共3500余人，活动于沾化、利津、惠民、阳信一带，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据何思源的贴身勤务员胡广海家属崔新荣老人讲，胡广海随何思源来到老鸦村后，经何思源贴身警卫吕岐山的丈人张洪量（老鸦村杂货店老板）做媒，她嫁给了胡广海，迎亲那天，何思源亲自派他的副官张宪五带领他的马拉轿车车队前去迎亲。成婚后，她住在王家大院北邻，同院住的有副官董培文的太太，还有高副官的太太等。听胡广海讲：何思源在到达鲁北地区前，因抗战环境艰苦，没有那么多钱像一些国民党高官那样将家眷送到大后方和香港等地，而是将妻子何宜文和四个孩子潜居在距鲁北战场较近的天津英租界内。那时何思源最大的儿子何理路只有8岁，最小的女儿何鲁美才只有4岁。在老鸦村期间，何思源经常派其老勤务员张宪五带领胡广海和直属的水上保安大队化装成商贩，由老鸦村（当时称老鸹口）乘帆船向天津运去黄豆、水产品，换购药品、电料等军用物资，同时探听和搜集情报、接济何宜文及四个孩子的生活费用。有一年，何思源思念远在天津的妻儿，就安排副官张宪伍在其住所收拾干净三间正房，地面用苇席铺垫，墙壁用纸张装裱，然后派张宪五带领胡广海和水上保安大队到天津去接妻子何宜文和四个孩子，终因环境复杂、险阻重重，何宜文与孩子们未能成行。

　　1940年秋的一天，何思源按惯例来到老鸦村学校，这次，他破例走进了教室，挨个巡视学生的教科书和作业，当走到一个女生的桌前时，何思源突然大惊，不仅自语道：“啊？怎么我的女儿到这里来上学了？”，进而上前仔细端详：“这闺女长的太像我的女儿了！”，何思     源情不自禁把这女生抱了起来，当细一询问后，才知面前的这女孩并不是自己的女儿，不仅潜然泪下。然后向随从伸出两个手指头，属下会意，立即从挎包中拿出两叠钱放在女生的课桌上。何思源恋恋不舍的把女孩放下，一边向外走，一边回头看着女孩，惊异面前的女孩竟然与自己的女儿长得如此相像。何思源走后第二天，便派人给学校送来了一架脚踏风琴以示奖励。此后，每隔十几天何思源便会来学校巡视一次，每次来都会给这位女孩带来些好吃的，并亲切的叫这位女孩为“女儿”。近期，经调查，该女孩原姓陈，后随娘改嫁至利津县，名叫李玉英，现在还健在。当问及这段往事时，李玉英老人记忆犹新，并坦言：解放后因这段历史，她的家庭被划成富农，现在提起心里还有些心惊痛楚。             

　　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着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是由国际国内形式决定的。而这种阶段性对某个地区或某个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何思源的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日军由原来的“点线”政策改为“点面”政策，加紧控制和巩固占领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改变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不利于何思源，因此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秋，驻扎在老鸦村的何思源及其属下进入生活困苦、处境艰难、危险频生的时期。

　　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初期，由于战线拉得太长，鲁北地区除日军进行过几次扫荡外，广大平原并没有驻军，因此何思源可以自由活动。自1939年下半年起，日军改变战略，对鲁北占领区进行疯狂的拉网式扫荡，占领交通线以外的城镇，并增设据点，建立基层伪组织，进而在各据点修筑碉堡，挖壕沟封锁。同时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向游击区运送物资，以加强政治控制和经济封锁。配合频繁的军事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日军这种战略的变化，给何思源的鲁北活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此后，何思源的管辖区日益缩小，后来局限到义和庄和老鸦村一带。由于这个地区历来人口稀少，而当时随鲁北行署驻扎老鸦村的除行署各机构外，尚有住鲁北国民党党部，三青团部，民众动员委员会，以及沈鸿烈留下的山东省党政军干部学校的学员等，军队势力以老鸦村为指挥中心萎缩在方圆100华里的范围内。何思源面对这种局面非常忧虑，他既担心部队没有粮食吃会发生兵变，又害怕军队把农民的粮食吃光，农民无法生活而逃往他乡，政府和军队失去依托便无法生存。周围有日军威胁，内部又矛盾和困难重重，何思源为此痛苦不堪，但又一筹莫展，很快身体垮了下来，经常失眠、便秘，又缺少营养，原本贴身厨师王克山还给何思源开小灶，后来，由于形势所逼，何思源也和属下一起同桌就餐，据老鸦村王连忠老人回忆：有一段时间何思源常到设在王连忠奶奶家的伙房与副官们一起就餐，就餐时有四名警卫把守于门口。何思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属下给他请了一名医生，名叫王让千，名义上是鲁北行署秘书，实际上是护理何思源，跟随他，为他打针、服药、灌肠。这些也只能维持他的生命，却无法克服重重困难。

　　在老鸦村驻扎的后期，何思源的个人生活也相当艰苦，有时和部队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和部署同吃同住，一样在海边喝苦水，吃豆粒，在极度苦恼而又无法解脱的时候，遇到鬼子扫荡，他便叫几个随从人员，带上食物和“麻将”牌，骑上马到距离老鸦村数十里外芦苇荡里躲藏。在荒郊野外的芦苇中野餐和打牌，消磨时间。他了解外间信息主要渠道就是从收音机中收听广播电台的一点新闻。其他消息很难及时得到。

　　日军为了强化统治，在鲁北建立了严格的基层伪组织，日本特务和汉奸到处横行，刺探情报，杀害抗日人员，特别是对何思源更是时刻追杀，日军及伪军、特务人手一张何思源的照片，到处寻找和赶杀何思源。何思源及其随从不得不频繁转移，躲避日伪追捕，老鸦村和周边群众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颇能反映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当时，在老鸦村南边有一个村庄叫南沙河头（现河口区新户镇和平村），在老鸦村的东北方向有一个叫北沙河头的村庄（现新户镇东风村）。有一天傍晚，何思源为了躲避日军扫荡，与随从出老鸦村向南行，走到一个村庄想住下来，一问此村名叫“沙河头”，何思源和属员都大吃一惊，“沙河头”即“杀何头”的谐音，何思源想到历史上庞统丧命落凤坡的故事，莫非自己也犯了命脉，有生命危险？后来又仔细一打听，此村全名又叫“南沙河头”即“难杀何头”，才放心的住了下来。这个故事后来经何思源本人回忆抗战过程时得到验证。说明何思源当时的处境险恶，随时可能遇到危险，精神才如此高度紧张。可见，何思源作为一介书生、爱国学者，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坚持抗战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可贵。

　　1941年10月2日晚，何思源率领所属由西门撤离了苦心经营了三年的老鸦村，在中途四顷二村休整一晚后，第二天转战于惠民一带。何思源在老鸦村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在鲁北坚持抗战的爱国义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戴，“老厅长”转战鲁北战日寇、以牙还牙救妻儿的佳话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目前，何思源在老鸦村的抗战历史，已引起中共东营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老鸦村两委已经组成专门班子，开始挖掘和整理这段历史资料。本着尊重历史，资政育人的宗旨，还原何思源这段抗战历史，以纪念这位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慷慨请缨，深入敌后，组织武装，抵御日寇的民主进步人士、爱国学者、教育家。

　　老鸦嘴后方医院

　　1943年，由于日本侵略军在东南亚及太平洋战争屡遭失败，在中国的日寇也最后的垂死挣扎，对我垦区根据地疯狂进行铁壁合围扫荡，我清河军区部队先后战胜了有名的日本侵略者3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和多次千人以上的大蚕食、大掠夺。部队进入沾、浦、利、海一带，拔出日伪据点、炮楼100余个。随着战斗的日益激烈，战线越拉越长，伤员逐日增加。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垦区八大组医院的安全，八大组医院奉命北迁，隶属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建制与领导。

　　这年春，八大组后方医院首迁垦北大洼作分散隐蔽，在垦北大洼搭临时草棚，挖地屋子，四周远离村庄，老百姓起名叫“八路屋子”。当年四月间，医院又迁到北李村，（现河口区新户镇北李村，那时叫李殿帮屋子）中秋过后，根据实际需要医院全部迁居老鸦嘴（现老鸦村）。    说到医院搬家，困难重重。车辆少、东西多、距离远，漫漫荒洼几乎无路可言。随迁的伤员200多名，重伤员就得三四个人护送。那时的后方医院，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需要而决定，流动性大。每到一处几乎是白手起家，事事要靠当地组织和老百姓的支持去完成医院的各项任务。

　　老鸦嘴医院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建院并工作的。由于房屋紧张，病房非常紧张，病床非常拥挤，九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要安排五六张病床，十分拥挤。天气炎热，屋里气味污浊，让人难以忍受。部分病床是用群众的门板搭起来的，又窄又短，多数是用高粱秸绑成把搭起来的床铺，睡起来很不稳定，颤颤悠悠似坐船一般。由于条件差，虱子、跳蚤是每个人身上的常客。

　　遇到阴雨季节更是苦不堪言。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了，屋里还滴答。瓶瓶罐罐、盆盆碗碗都接雨水也顾不过来。被子被雨水染的黑一块黄一块，有的战士风趣地说：“我们的被子变成地图了。”那时候老鸦嘴一带的蚊子又多又大，医院没有蚊帐和灭蚊的药，只好用白蒿拧成绳子燃烧来驱赶蚊子，屋里烟雾弥漫，气味呛人，战士们的眼睛被呛得直流眼泪，做饭缺少干柴，有时每天三餐合并一餐。要说用水比用油还困难，不是六月雨季，从来没人洗澡，吃的是土坑里的泥汤经过沉淀后的水，又苦又涩。最困难的是药品，外伤病员较多，治外伤的药品供不应求。外伤药的来源有二：一是靠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从敌占区弄一部分，二是靠从敌人手中夺一部分战利品，其他别无来源。一些敷药、绷带和药棉都是自己用铁锅高温蒸煮消毒制作的。当时用的药主要是“消法米丁”、“阿司匹林”、“磺胺片”、“止痛片”等药粉、药片。贵重特药几乎没有。如“潘吉西林”、“德国六六六”、“法国九一四”、青莲霉素等针剂急缺，如有一点，也当成宝贝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能动用的。由于药品的种类和数量不足，伤员的伤口处理很简单，只是用盐水洗净，上点消炎粉一包，不感染化脓就等着慢慢地长好。如果感染溃烂就得手术截肢，落得个终生残废。

　　因那时缺少特效消炎药，感染不截肢就有生命危险。提起截肢更让人生畏。那时候医院麻醉药很缺，因此，诸如截肢之类的手术都很少用麻醉药，只是用盐水消毒后开始锯肢，伤员需忍受巨大的痛苦。如沾西独立营营长尹子敬同志，重伤后感染化脓，俩次施行截肢手术，他强忍着疼痛，额上豆大的汗珠翻滚而下，牙咬的吱吱作响。医护人员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也跟着流汗流泪。有的医护人员看到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流血牺牲，在医院里以坚强的意志忍受巨大的疼痛，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竟哭出了声。两次手术尹子敬失去左右胳膊，终因医院缺少抗菌药品而导致伤口感染，患了破伤风，三个月后壮烈牺牲。像王富贵排长、罗指导员、班长范吉忠等同志都因伤口感染化脓而导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伤员入院的第一关是盐水清洗伤口，然后用绷带在伤口上来回拉、直到把伤员上的脏东西和烂肉全部拉出，露出了新肉，流出鲜血，接着再用盐水清洗杀菌。这些原始的医疗处理方法是我们的战士不知要忍受多少痛苦。

　　由于生活上的艰苦对伤员的伤口愈合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细粮很少，伤员应吃流食的只能吃点冲鸡蛋、粉糊和高粱米粥。因营养不良和抗菌药品紧缺，本应早愈出院的伤员，延长了出院时间，不应致残的成了残废军人，不应牺牲的而失去了宝贵生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老鸦嘴后方医院里不幸牺牲的战士就有150多人。

　　老鸦嘴后方医院除后勤服务人员外，负责病房工作的有院长1人（李更生）兼大夫，政委1人（吕方东），军医8人。比较有名气的大夫有鲍作舟、鲍作臣、霍大夫（主刀），李庆芬等人。霍大夫(名字记不清)是每月用3担小麦的报酬雇佣的地方医生。有四个看护班，由护士长尤福祥同志负责；1个卫生班，协助医生治疗、打针、服药、查体温、换药等；1个洗衣班，共计100余人，三分之一是女同志，医院共有病床100余张，分为轻、重、手术等6个病区，分别住在3个农家大院里。

　　在这简陋困难的条件下，为挽救千百名战士的生命，全员从院长、军医到看护员、卫生员，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任劳任怨，对待伤员尽职尽责。有时每人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如伤员多时（沾西独立团受损失时）连抽转。伤员不论发什么牢骚或蛮横打人，院里的医护人员都以和蔼态度劝解，体谅。在日本侵略者频繁“扫荡”的日子里，飞机疯狂扫射、投掷炸弹，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把伤员抬、背到安全地带隐蔽，数次做到全院安全。

　　在那时有几位需要特别提出的烈士是值得我们永远悼念。卢玉琴同志，是护士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年仅16岁，在一次日寇空袭时，她与3名男护士连续抬、背17名伤员送到安全地带，在背一个重伤员，她被子弹击中腹部，不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还有刘英美、吴国俊、唐玉昆等17位同志为掩护伤员而光荣牺牲。这些英雄事迹教育了广大伤员，个个配合治疗，听医生的话，不发脾气。轻伤员主动看护重伤员，积极协助院里开展各项工作。从而也教育了全院职工，要想烈士学习，任劳任怨，不讲价钱，安心医院工作。

　　老鸦嘴医院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老百姓的热情支持，在村民李渭清、孙玉胜的带动下，为了缓解医院病房紧张的状况，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伤病员被群众接到家里，吃住都在老鸦村村民家里。当时，群众的房子都不宽裕，有两口屋的让出一口，村民主动把火炕让给伤病员，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住进了伤病员，房子不够住，村民就在院子里挖地屋子、搭草棚。群众与干部和伤病员一口锅里摸勺子，一个缸里吃水。同志们衣服破了，房东补；衣服脏了，房东洗。同志们住在群众家里如同儿女，帮着跳水、喂牲口，只要有时间就参加村民劳动，互相帮助、亲如一家。当时，一位连长受伤后安置在李渭清家，被李渭清如同儿子般的悉心照料，很快伤势好转，奔赴前线。村民孙玉胜还主动腾出自家房子给部队住，缓解了驻守老鸦村不对的困难。有了老鸦村群众的支持，使医院克服了重重困难。这个村有个妇救会会长，当时40岁出头的年纪，她把每一个伤员视为自己的亲人。在村里发动群众给伤员送鸡蛋，做鞋袜。并组织青年妇女识字班、姊妹团帮助医院护理伤员，端屎端尿。如遇伤员增加，医院病床短缺，她挨家挨户动员，协助医院把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不怕脏，不叫累，置自己家所不顾，照顾伤员无微不至。有的伤员康复后她亲自送回部队，伤员们都亲切的称她妈妈。

　　老鸦嘴医院在老鸦嘴村住了近二年的时间里，共治愈伤员2900多人次，为部队补充了大批有生力量，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6月，为适应战争形式发展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老鸦嘴后方医院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调往滨县秦东江医院，另一部分调往沾化县大姜家医院，这两个医院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会师老鸹嘴

　　1940年10月，为进一步加强对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共清河地委召开了清河地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撤销中共清河地委，成立了中共清河区党委。在此情况下，清河区党政军领导人把战略眼光投向老鸦村周边黄河入海口处的垦区。垦区地处偏僻，遍地荆荒，海沟、河汊纵横，交通极为不便。长期以来，日本侵略军更难以深入。但对共产党、八路军而言，凭借天然屏障的掩护，这里可大量安置抗日后方机关、后勤单位、学校、医院等，也可大批安置敌占区、游击区的抗属、工属及干部家属和烈士子女等。同时，这里地广人稀，大量的沃土未被开垦，遍地的野禾、芦苇、柽柳未被利用，海中的鱼、虾、贝类资源相当丰富，可为部队提供大量军需，也是部队休养生息的安全之地。而且，垦区居民多系逃荒至此的难民、灾民，或从敌占区迁来的穷苦百姓，他们深受日本侵略者、汉奸、顽固派及土匪、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爱国热情和阶级觉悟高，容易组织发动，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于是，清河区党委、山纵第三旅于1941年初做出了向黄河入海口进军、创建垦区抗日根据地的决定。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对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破坏很大。国民党形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党也提高了警觉，与之抗争。8月，在我军于胶济铁路附近与日寇展开激烈军事活动之际，为争取曾在抗战初期积极于我军合作抗日的何思源，我军就以三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张辑光为代表，到垦区东宋村与何思源谈判，希望联合抗日，共建垦区。在抗战环境极度困难、受蒋介石匪帮蛊惑下的何思源，没有审时度势，反对三旅北进创建垦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联合抗战的建议遭到拒绝。鉴于此形势，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由山东纵队第三旅与冀鲁边区教导六旅配合作战，打通从胶东到清河区直至冀鲁边区一线的通道，彻底改变鲁北与冀鲁边区等多处根据地都面临的日伪军与顽固派层层围困的局面。1941年9月18日，山东纵队致电三旅，命令三旅积极北进，解放作为咽喉之地的老鸹嘴一带地区，打通与冀鲁边区教导6旅的联系，接应部队南下。第六旅政委周贯五也通过山东纵队向三旅通报了第六旅十六团已于9月上旬经无棣、沾化以北沿海地区东进的情况，要求第三旅给予配合。这样，何思源前沿防线义和庄和国民党鲁北行署驻地老鸦村成了必须尽快攻克的要地。

　　山纵三旅挥戈北上

　　1941年7月底，胶东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后，许世友旅长率部返回清河区党委机关驻地北隋、牛庄一带。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清河区党委及三旅指挥部决定，主力部队及行署机关立即北进，继续实施开辟垦区的战略部署。8月，清河区党委在广北的六部村召开了进军垦区的动员大会。大会上，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指出：清河区党内和部队内一些同志对创建垦区根据地的决策暂时不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垦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恶劣，而小清河南北是人杰地灵的粮棉之乡；前者是个泥碗，后者是个金碗，舍南取北，是丢了金碗，得个泥碗。金碗、泥碗之说，是简单地从地理、物质条件方面去看问题；而从开展游击战争的角度考虑，垦区地域辽阔，有荒草野荆的掩护，未尝不是一个金碗。当然，金碗是好，我们也愿意要，问题是能不能得到，并牢牢地保住。济南、青岛、周村、张店都是金碗，可被敌人抢占了。我们只好把垦区这个泥碗先拿到手，有了饭吃，再去争夺金碗，最后，泥碗、金碗就都是我们的。会后，清河区党委及三旅政治部分别抽调地方和军队干部，组成由李明村、王征南任正副团长的区党委工作团由山东分局鲁南党校毕业学员组成的由张浩、宋德甫分任正副团长的三旅工作团及由区党委群团干部训练班学员组成的由刘群、张应举任正副队长的垦区工作大队。8月26日，三旅指挥机关和主力一部以及行署领导机关和垦区工作团共同进驻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

　　9月21日，三旅在广北辛店村召开了进军黄河北的誓师大会 。刘其人政委、杨国夫副旅长率七团及特务营、骑兵连等部，从左家庄、马家庄越过黄河，22日，解放了义和庄的东大门罗家镇、宋家庄；24日，三旅部队进驻义和庄东侧的王家集后，侦察敌情，发动群众，积极做好攻打义和庄的战前准备。

　　9月28日，第三旅向义和庄发起总攻。骑兵连首战告捷，击溃增援义和庄的国民党水上保安二团，击毙其团长李子文。第三旅从东面、南面和北面先后攻进义和庄，残敌向西南方向逃窜。驻在老鸦村村的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得知义和庄失守的消息后，连夜撤退。29日，第三旅又乘胜攻占了老鸦村（老鸹嘴）和太平镇。义和庄战斗，共毙伤俘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千余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千余支，战马百余匹，粮食物资若干。老鸦村解放后，清河区部队将驻地设在了老鸦村。清河区行署机关迁至老鸦村乡绅王承美的砖瓦大院里。随即，三旅七团团长郑大林率部西进，接应冀鲁边区教导第六旅派往垦区的东进部队。

　　老鸦村和义和庄一战，拓展了垦（垦利）、沾（沾化）抗日根据地，清河区与冀鲁边区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至此，垦区之基本被扫清，开辟垦区的战役胜利结束。同时，也标志着清河平原最大的根据地——垦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开创了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以义和庄的胜利为基础，三旅继续分别向黄河以北、小清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进军，继续扩展清河战略根据地。著名的三打毛王、四困徐家围子等战役，就发生在之后的时期。在此期间的一系列战斗中，许世友作为旅长的三旅，横扫长期盘踞垦区的国民党投降派反动武装，收编、歼灭了多如牛毛的土匪与汉奸武装。

　　老鸦村与义和庄一战，实现了两军区的胜利会师，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从战术意义上讲，在黄河以北，大大扩大了清河根据地的活动区域，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全面封锁。而在小清河以南，则先后攻克了临淄的岳庄、寿光的侯镇、邹平的东苑等据点，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了八路军的声势。在战斗中共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与军用物资。而此次攻克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踞守的义和庄重镇的战斗，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之一。

　　从战略意义上讲，义和庄战斗的胜利结束，标志着清河平原最大的根据地——垦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开创了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此战连同之前之后的其它战役一道，不仅是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使得八路军坚决抗日的声名大振，而在战略意义上讲，此战打通了与冀鲁边区的联系，基本摆脱了两个根据地共同面对的日伪顽各种势力的严密封锁，基本完成了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战后，清河军区、清河行署领导机关，及清河区党委组建的垦区工厂、皮革厂、印染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医院、书店、报社等也都陆续从广北（今滨州市广饶县小清河北部地区）、博兴县纯化镇一带迁往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农村。垦区根据地，成为了山东乃至河北八路军稳固的大后方。随后，我党领导的垦区建设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开垦活动，先后吸引周边贫苦农民5000多户，垦区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山东与其他各解放区；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因币值稳定，成为了在广大解放区通用的“硬通货”，被包括敌占区在内的广大群众亲切地称为“八路币”，流通范围甚至扩大到作为鲁中地区中心城市的周村等敌占区，完全打退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当时垦区农产丰、人口多、贸易旺，被美称为“小延安”可谓实至名归。从纯军事意义上讲，义和庄之战，也可以说，就是后来山东部队战斗模式的雏形。其一，是攻坚战。义和庄作为顽军占据的重要据点，作为“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的何思源，不得不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除了些许的抗日战斗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限共”方面，所以装备与城防工事都做了长期的准备。三旅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例如坑道抵近作业、爆破作业、手榴弹捆绑破堡垒等，既与许世友在胶东的战法有传承，更有所改造、创新；其二，是围城打援。打援，并不仅限于“围城”与“打援”两方面策略的共同进行，而是在总战略与战役目标不做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看哪方面合适，就侧重在哪个方面进行。在兵力严重不足、装备严重落后的情况下，分阶段、分重点的选用那个方面，也就是所谓“料敌于先、敌变我变”。落实到义和庄的战役上，先围城，之后则打援，打援完毕后，仍然继续攻城，战役的重心始终没有部受敌人牵制，也就是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援全胜，攻城照样大胜。

　　教导6旅南下东进

　　为了尽快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冀鲁边和清河两军区决定进行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并接受以往教训，各派部队从敌人统治薄弱的沿海地带相向发展，在沾化县境内的垦区会师。夹河战斗后的第18天，也就是9月22日，教导六旅十六团在团长杨承德、政委陈德率领下，踏上了第四次南下的征程。在十六团出发的4天前，周贯五给清河军区杨国夫司令员通报了十六团即将沿渤海岸东进的计划和时间，并请杨司令员派部队配合。第二天，杨国夫回电说，清河军区准备调集山纵三旅的5个营，与冀鲁边军区十六团同时行动，从马家庄和左家庄两地西渡黄河，尔后向前推进180华里，进逼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同十六团会合，聚歼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在垦区义和庄、老鸦村（老鸹嘴）一带的顽军。

　　杨承德、陈德带着十六团到了无棣县，无棣县北部鬲津河(现漳卫新河)以北小山村一带是八路军冀鲁边区根据地，以南是国民党六旅张子良部占领区。沿鬲津河国民党设有多处据点，位于泊头、埕口中问的魏家庄，驻有张子良的一个营，卡住鬲津河的南北交通，是我军东进的障碍，必须首先拔除。北部的小山是一座孤零零的土山，南北长一公里多，北头向西拐，形状象英文字母“L”。这座土山的东边和北边各有一个村庄，名叫小山村和山后村。这一带临近渤海，水土咸苦，日、伪、顽不常来。十六团在小山驻下后，杨承德、陈德及3个营的负责人，便分头了解大魏庄据点的敌情和地形。大魏庄位于小山的东面，离渤海不远，是八路军东进的一大障碍。这块拦路石不搬掉，就很难在渤海沿岸建立冀鲁边区至清河区的通道。大魏庄驻扎着顽军山东保安第六旅旅长张子良的一个营。张部对这个村庄的防守很严：村外两里内的道沟全填平了；魏家庄周围修筑了10米高的围墙和多处碉堡，组成交叉火力；。围墙上有密密麻麻的枪眼和垛口，村外的障碍物尽被铲平，村内还有地道暗洞，村中央路口修筑了一个大碉堡。根据这种情况，杨承德等人觉得对大魏庄据点不宜强攻，决定夜袭，并对3个营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若偷袭不成转为强攻。一营平时经常活动在这一带，对情况比较熟悉，战斗力也比较强，担任主攻；三营助攻包围，防止敌人逃跑；二营在盐山韩村方向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监视可能增援之敌。

　　天慢慢黑下来，一会儿便伸手不见五指，并刮起了大风。杨承德带着二营，埋伏在小山的西北，准备阻击可能从沧县、新海、羊二庄来增援的敌伪军。陈德带着三营，埋伏在小山西南，准备阻击可能从盐山来增援的日军。担任夜袭大魏庄任务的一营，由副团长杜步舟等带领，也从驻地出发了。小山与大魏庄相距30多里，不到1个半钟头，一营便悄悄赶到了大魏庄。部队在村外200米左右的地方停下，进行战前布置和动员。喘息片刻，便按照预定方案各连分头前进，展开队形，将大魏庄包围起来。

　　这时，除了附近的村庄传来几声狗吠外，只有从渤海湾吹来的带着咸味的海风，“嗖嗖”地从身边吹过。夜，静得出奇。

　　杜步舟和营长杨柳新、教导员潘大可，对担负突击任务的二连二班的战士们低声嘱咐了几句，二班便扛着软梯，悄悄向围墙摸去。他们摸到围墙，将梯子竖在围墙东北角的碉堡旁边。此时适逢庄稼快要成熟，枯叶被秋风吹得沙沙响，掩盖了战士们的脚步声。二班到了大魏庄，顽军还没有发现。战士们越过围子沟，悄悄摸到墙脚边，架 起软梯。二班长王振荣是一员猛将，第一个登上围墙，几名战士也相继跨上围墙。这时，下面有个战士一脚踏空，跌下软梯，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围墙里的顽军哨兵听到动静，昏头昏脑地把轻机枪从围墙垛口里伸出来，枪管正巧伸在二班长面前。二班长眼明手疾，不等对方扣动扳机，便双手抓住枪管，使劲往外一拉，连人带枪都拖了出来。敌人的哨兵从3丈多高的墙上跌下，摔了个半死。二班长趁势一跃，登上围墙，掉转枪口端着机枪朝围墙拐角上的碉堡猛扫，同时，战士们甩出几颗手榴弹，一个班的敌人很快被消灭了，我部队很快便占领了围墙拐角上的碉堡。

　　在二班的掩护下，十六团后续部队随后跟进，指战员们纷纷翻过围墙，杀进村去。。我一连也从西北方向实施攻击。敌军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团。有的举手投降，有的往村中溃退。村中大碉堡里面的敌人还想继续顽抗，也被我军强攻下来。遗憾的是由于主攻连队发展太快，负责包围的三营还没展开，敌军营长便带着大部分人，由南门逃往张子良的大本营北大城去了。魏家庄即告解放，我们动员群众捣毁了碉堡就撤了出来。

　　顽军保安第六旅旅长张子良，听说他的主力营在大魏庄被歼，十分恼火，便亲自领兵杀奔小山，并沿途扬言：“不雪大魏庄之耻，誓不罢休！”同时，盐山和沧县两城的日军，也配合张子良，分别派兵进犯小山。杨承德、陈德一面命令3个营分头迎战，一面用电台向旅部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周贯五立即命令无棣、盐山、沧县的地方武装，配合十六团作战。由于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很快便击垮了向小山进犯的张子良部和盐山、沧县两地之敌。

　　敌人不甘心失败，日军从天津出动9架飞机，对小山进行低空轰炸，进行疯狂报复。这天，正好小山赶大集，敌机飞到集市上空，一颗颗炸弹倾泻下来。热闹的集市顿时尸体遍地，鲜血横流。摊板上销售的衣物、瓜果、蔬菜混着血迹，滚落遍地。整个集市的哭声、喊叫声、怒骂声，响成一片。这次轰炸，不到10分钟就有130人被炸死，100多人被炸伤。人们不会忘记，农历八月初四这一天，日本侵略者欠下了小山人民的一大笔血债！

　　十六团开始没有防空准备，出现了一些伤亡。面对被敌机炸死炸伤的部队战士和无辜群众的惨景，怒火填膺的指战员们，不顾危险，爬上小山村边的土山顶，架起机枪，将仇恨的弹雨射向施暴的敌机。在强大火力打击下，敌机的嚣张气焰消失了，纷纷爬高，在高空盘旋了几圈，乱扔了几颗炸弹，溜回天津去了。

　　战斗后，十六团奉命在小山进行了短暂的休整。然后，在一天晚上，战士们背上淡水、梨子、红枣、窝窝头等干粮，离开小山，向垦区进发。

　　没有月亮，天上只有稀疏的几颗星星，四周黑漆漆的。部队摸索着前进，渐渐靠近了海边。这一带十分荒凉，沿途没有什么人家，地上也没有路，漫野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荆条、苇子，很象山区的灌木丛，总是缠腿绊脚。前几天，这里刚下了一场暴雨，地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泥坑，一脚踩下去，溅起稀泥一大片。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没走多久，已经疲惫不堪。许多战士一面行军，一面打磕睡，常与前头的人碰撞。

　　由小山村到沾化垦区有百余里路，拔掉魏家庄据点，敌军对我军已无大的威胁，但沿途要经数条河流。鬲津河、马颊河等，有的有木桥，有的水较浅，容易通过，只有套儿河，位于沾化、无棣两县交界，河宽水深，必须用船摆渡。部队沿着侦察队制定的安全行军路线向东疾进，急行军90公里，于拂晓前赶到了桃儿河渡口。团长杨承德命令一营王立元副营长带领由十几名共产党员组成的小分队提前出发到套儿河一带寻找船只。战士耿文清家就在沾化、无棣交界制北耿村。小分队的同志，除耿文清和王副营长(山西人)外，都是无棣人。于是指战员换上便衣，佩带好短枪和干粮袋，黄昏出发，天亮前来到杨庄子村。这个村的房屋都是简陋的“干打垒”(民间称“就地垒”)。群众吃的是野菜种子，生活非常艰苦。部队在这个村休息隐蔽了一天，晚上给房东留下一些粮食，便去过河道子渡口找船，来到渡口一看，一条船也没有。本来这个渡口有3条渡船，供这一带群众到垦区开荒种地使用，只因不久前八路军清河区三旅攻克义和庄，驱走国民党鲁北行署何思源部，沾化、利津两县北部垦区全部解放，国民党军张子良怕河东八路军西渡，就把渡口的船全拉走了。战士们又在渡口附近河汊找了一会，仍一条船也没找到，大家非常着急。大部队下半夜就要来到，没有船怎么过河呢。王副营长召集大家商议，采纳一位同志提出的留一半人在渡口等侯，其他同志到河上游找船的意见。找船的同志沿河西岸往南走，边走边找，绕过几条河汊，到了石桥村。这个村更是荒凉，全村只剩下10多户人家，断墙残壁。那个年代，这个地区不但受着日伪、国民党军的掠夺和压迫，而且时常有土匪骚扰。村里富裕点的人家不是被搜刮一尽，也是早就搬到别处去了。剩下的群众都过着极其困苦的日子。部队在村外河汊中找到4条渔船，便动员渔民把船驶到过河道子渡口。

　　拂晓，大部队来到了渡口，王副营长向团长杨承德报告了情况。杨承德命令派出警戒哨，部队立即渡河。各连又作了动员，交待了注 意事项，按指定顺序登船。这4条渔船都是一条桅杆的小帆船，每条船一次只能渡一个班。对团、营首长和其他人员的马匹，卸下东西，拴在船尾拉过去。部队很快渡过桃儿河，接着进入垦区。

　　胜利会师

　　1941年10月3日，天渐渐亮了，黑暗在人们的视野中消退。部队行进在垦区，呈现在战士们面前的是一片荒凉。举目望去，几十里内荒无人烟，没有村庄，也看不见一个行人。地面泛起厚厚的碱花，白茫茫的一片；只有一人多高的红荆条，是这里的“主人”，漫野丛生。荆丛中常有一群群野雁，扑扑地飞起，撒下一串串凄凉的鸣声，回荡在这荒无人迹的海边上空。由于垦区是不毛之地，水土咸苦，日军从不敢在这里驻军。只有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部的4个团，驻扎在垦区中心的老鸦村（老鸹嘴）、义和庄一带。杨承德和陈德带领部队，朝老鸦村（老鸹嘴）方向进发。

　　太阳从海上慢慢探出头来，万道霞光照亮了辽阔的平原。

　　十六团快要接近老鸦村（老鸹嘴）时，忽见东边尘土飞扬，一支庞大的队伍飞奔而来，前边是跃马奔驰的骑兵，后边是黑压压的步兵。

　　“啊！是清河军区的部队！”

　　“山纵三旅的同志来啦！”

　　“我们胜利会师了！”

　　十六团的指战员们欢腾起来，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三旅的干部战士们也如同见了亲人一般，在远处跳下马来，快步迎过来。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兴奋地高呼“共产党万岁”、“庆祝兄弟旅会师！”口号声、欢呼声和渤海湾的涛声汇在一起，震荡在垦区上空，也激动着每个指战员的心。

　　上午7时多，部队渡河完毕，吃了点干粮，稍事休息，便继续向东进发。白天大摇大摆地行军，见不到敌人的据点和岗楼，对冀鲁边区的同志来说还是第一次。大家又说又笑，早把疲劳丢到脑后。有的同志脚上起了泡，走起路来一跛一拐，也是劲头十足。一口气走了20多公里，下午在东、西花篮子两村宿营，第二天到老鸹嘴，胜利完成这次东进任务。

　　老鸹嘴村原是何思源的鲁北行署所在地，国民党军在这里修筑了寨围子和碉堡。村内有一处大院，群众称王家大院，清河区行署机关就住在里面。大院前面是一个广场。十六团来到后，团部就住在王家大院内。大概是115师教导六旅部队到达的第三天，在广场上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山纵三旅的杨国夫司令员、刘其人副政委前来参加大会。刘政委在讲话中代表清河区、三旅的全体同志对六旅的同志远道而来表示亲切慰问。对两个兄弟部队的胜 利会师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今后要同冀鲁边区的同志们更好的配合，协同作战，粉碎日伪、顽的封锁，把清河区、冀鲁边区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他还说：“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会师，没有别的礼物，送给每个同志清河区自己造的铁锥子（刺刀）1把，手榴弹1袋（4颗）。”杨司令员也讲了话。十六团陈政委讲话，代表冀鲁边区部队对清河区、三旅首长致谢，表示和清河区的同志们亲密团结，携手作战，争取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最后胜利。首长们的讲话，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会场上响起一阵阵的掌声和口号声。

　　115师部队在老鸹嘴休整了十来天。大家对前一段的工作作总结，对首长的讲话进行讨论，彻底清理个人卫生。战争年代有这么长的休整时间确实不易。其实战斗天天有，只是清河区的首长让兄弟部队好好休息一下，没让115师的指战员参加。最后团首长对下一步任务作了部署，将要返回冀鲁边区时，清河区的同志们早在渡口准备好了船只。部队白天行军，晚上渡过套儿河。为了防止敌人堵截，没有走老路线，从坨里村过了鬲津河，经过一夜行军，教导六旅的指战员又回到了小山村。

　　经过两区军民近一年时间的艰苦奋战，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山东分局和115师打通冀鲁边区同清河区联系的重大战略部署终于胜利实现。从此，两区紧紧联系在一起，掀开了这一地区抗日战争的新篇章。

　　老鸹嘴会师标志着两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北路联系打通了；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两个地区的指战员亲眼看到除了自己战斗的地区外，还有兄弟地区、兄弟部队并肩战斗。这一次虽然只有两个营参加东进，它的影响却很快传遍了冀鲁边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1942年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3旅番号保留至1943年3月撤销）。就在同一时间，战功卓著的许世友，被任命为山东纵队参谋长

　　1943年1月，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将第一、三军分区在垦区老鸦村、义和庄一带休整的部队（教导6旅16团和18团主要兵力）整编为军区独立团，团长冯鼎平，政委姚昌洲，副团长贾乾瑞，政治部主任辛易之，党总支书记潘大可。

　　冀鲁边区与清河根据地打通联系后，1944年初，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成为山东六大战略区之一，也是全国最著名、最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人 物简介

　　王炳常  1911年出生，1945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46年失踪，时任松江双城县50大队一中队二小队战士，1958年被追认为烈士。

　　刘景光  1925年2月生，1945年2月入伍，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牺牲于四平战役，时任四野6纵17师班长。

　　刘景春  1927年6月出生，1945年2月入伍，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3日牺牲于吉林省瓦房沟，时任四野6纵17师排长。

　　林元贵  1942年9月出生，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程度，先后担任老鸦村革委会主任、管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现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1994年7月被省司法厅授予“在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中成绩突出有功个人一等奖”；1994年10月被市司法局授予“先进人民调解员”称号；1996年被市委授予“东营市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称号；1997年5月被评为“东营市劳动模范”；1997年被省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后连续多次被市、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精神文明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王成泉  1950年出生，1972年７月参加工作，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陈存来  1953年５月出生，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７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现任山东省种子研究所所长。

　　曲建文  1957年５月出生，1977年７月参加工作，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湖南省委接待处主任。

　　王月峰  1957年5月出生，1981年７月参加工作，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黑龙江省虎林县粮食局副局长。

　　陈步军  1958年4月出生，1978年７月参加工作,198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曾任河口区总工会主席，现提前离岗。

　　李德发  1962年５月出生，1982年７月参加工作，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东营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初殿春  1962年7月出生，1984年７月参加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淄博市招生办主任。

　　陈延廷  1962年7月出生，1984年７月参加工作,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沾化县供销社主任。

　　张新乐  1962年10月出生，1982年７月参加工作,198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区经贸局副局长。

　　李炳岭  1962年1２月出生，1985年７月参加工作,198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历任河口区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现农业局副主任科员。

　　吕端青  1963年１月出生，1983年７月参加工作，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区药监局副局长。

　　崔志祥  1963年1月出生，1983年７月参加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东营市有色金属方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甲学  1963年5月出生，1984参加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北京市良乡38521部队大队长（团级）。

　　刘荣东  1963年9月出生，1983年７月参加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区公安分局经侦科科长。

　　王成玉  1963年11月出生，1983年７月参加工作,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宋连祥  1965年７月出生，1984参加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辽宁省大连市埕子37266部队主任（团级），现任河口区安监局副局长。

　　刘承志  1967年6月出生，1988年７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区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史庆元  1969年５月出生，1989年７月参加工作，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东营市人大常委会科长。

　　曲建平  1970年５月出生，1990年７月参加工作，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湖南省质量监督局科长。

　　曲建国  1972年7月出生，1992年７月参加工作，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主任。

　　马汝峰  1971年8月出生，1991年７月参加工作,199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街道办事处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刘新东  1971年9月出生，1991年７月参加工作,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区武装部军事科科长。

　　王宏伟  1974年２月出生，1994年７月参加工作,200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河口区人大办公室副主任。

　　村里历任带头人                                            

　　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李卫清、王永信、刘炳德、张其良、张云海、刘兆青、杨文亮、张凤莲（女）、张登然、林元贵、崔志福。下派第一书记分别是：王立宾、李福亮、冯宏刚。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村长郗文彪、张希堂、李卫青；高级农业社社长李卫青、刘炳德；生产大队长刘炳德、孔凡文、刘茂泉、崔廷贤、李乐村、李乐村、刘茂泉、王立祥；革委会主任刘尚友、杨文亮、林元贵；管委会主任林元贵；村委会主任林元贵、李俊岭、崔志福、刘俊山。